新版《梁启超传》作者：写梁启超迈过“两道坎”

　　解玺璋

　　记者 马信芳

　　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重新评估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60余万字的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家、伟大改革家、学术大儒立传的新著《梁启超传》近日在京首发。

　　传记甫一亮相已得到不少学者的首肯。“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学者，也曾是影响至巨的思想家和举足轻重的政治家。现在我们终于有一部配得上他并不漫长但是精彩非凡的一生的传记了。”学者止庵不由称道。而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先生用了三天三夜把全书读完。喜称“此次虽读得双眼昏花，却也读得心花怒放，一扫我三十年来的郁闷。”

　　众所周知，祖籍广东新会的梁启超被公认是位百科全书般的人物，如同大海汪洋，一本书能“把握”其一生，可谓不易。本书出版方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助理、该书责任编辑毛小曼和传记作者、知名近代史研究专家解玺璋昨向本报记者介绍了该书写作和出版的前前后后。虽然梁启超的生命只有短短的56年，但他几乎从未离开过历史潮流的漩涡，不仅在漩涡中挣扎、浮沉，而且，常常试图引领潮流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读懂整个近代的中国，必须读懂梁启超，这就是出版这本传记的意义所在。

　　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传记

　　毛小曼开门见山告诉记者，此书是梁启超辞世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传记。作为责任编辑，看得出，已经陪伴许久的她至今仍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毛小曼介绍说，这本传记由北京铁葫芦图书策划并组稿。近30年来，对梁启超的研究与发现有了许多新的进展，而当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传记出版后，学界希望有一本新梁启超传问世，但这个时候，市场上已有《梁启超传》四五种之多。不过，对梁启超已有数十年研究的解玺璋却认为，随着收集资料的增多，更觉得以前对他的评论歪曲和贬低太多。“究竟应当怎样来评价梁启超，是用简单的革命与不革命来划分？用激进与保守的两极来评判？怎样来理解梁启超的‘善变’？”解玺璋不愿再用所谓革命与不革命来简单理解历史，不愿用非白即黑的方法来看待梁启超早先崇尚西方而后又固守东方文化的言行。他要的是历史真相，于是决定重新写传为其正名。

　　解玺璋收集资料30多年，历经4年创作，方才使得这部《梁启超传》与读者见面。正是在其宽广的视野中，才使这部传记重新塑造了梁启超及其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其价值不仅反映了梁启超个人的历史，而且展示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求索社会变革的艰难、曲折、且壮烈的历程。

　　从写作上看，解玺璋在形式上求新求变。以往梁启超传记的目录都是以年代划分写他的生平，而这部传记除了前三章以外，均以他结交的历史人物为章节，如“书生报国：梁启超与康有为”、“谊兼师友：梁启超与黄遵宪”。选择这样的写传形式一是为了与其他的传记拉开距离。二是他认为，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等20世纪中国的诸多大事件都和梁有关，所以仅仅写梁启超这个人远远不够，只有把和他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连缀在一起，才能看清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作者在对梁启超的剖析中，许多内容是以前未有涉及的，比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关系，秀才康有为的思想为什么能征服身为举人的梁启超，让梁启超拜自己为师呢？作者为了考察康有为思想的渊源，在书中，追溯到清代中期学术发展的历史，虽是简述，但这种写作形式在人物传记中并不多见。

　　另外，解玺璋写作中相当严谨。按计划，今年3月大作就该结尾收笔了，但为了使这本传记更符合历史本真的氛围，他又查阅大量有关国家制度、法律以及世界历史、包括法国大革命史。为了使人物和事件更为准确，他还利用民国重要人物的年谱、日记以及有关材料对全书进行梳理与补缺。

　　所以毛小曼称，这本《梁启超传》写作视角独特，拨开了清末民初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局面，深入到近代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核。

　　写梁启超，

　　必须迈过的“两道坎”

　　作为报人、文化评论家，解玺璋与梁启超结缘于上世纪80年代初。1978年他考入人大新闻系，师承新闻史专家方汉奇。大二时，他发现若想真正学懂弄通中国的新闻史——第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就是梁启超。于是，他便非常用心地跑到国家图书馆报库，研究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务报》，并凭着少年的意气纵横，写了论文《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获得了当年的“青年论文”奖。方先生发现这个大二的学生竟有如此慧心，不仅敢想，而且敢做，便主动提出要给解玺璋当指导老师。老师循循善诱，学生谦逊好学，不过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梁启超。所以，30年后，解玺璋说，“我写梁启超不仅是偏爱，且有情缘。”

　　不过要写梁启超谈何容易。解玺璋回忆说，开始准备写《梁启超传》的时候，在我面前有两道坎是必须迈过去的。一道是历来对他的政治定性，另一道就是多年来流行于民间的对于他的道德评价。梁启超头上就戴了好几顶帽子——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直至反革命派，一顶比一顶吓人。道德评价上，有人指责他多变、善变，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也有人骂他欺师灭祖、欺世盗名，人格、天良均已丧尽。

　　如何才能迈过这两道坎？解玺璋所做的，就是从读书入手。他这次为梁启超立传主要依托两大“资料库”：一是丁文江、赵丰田二位先生编纂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它保存了许多没有经过最后删削的原始材料，他“至少读了五遍”；二是1932年，由林志钧先生重新编订、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这为撰写传记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

　　然而，生活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比我们想到的要复杂得多。解玺璋知道，要想全面解读梁启超，仅仅读梁启超是不够的，还要读与梁启超同一时代的许多人物，读他们的书，以及有关他们的书。康有为是他的老师，无论他们是分是合，康与梁始终纠缠在一起。所以，另外第一要读的就是康有为。如，读了康有为的《长兴学记》、《万木草堂口说》，他明白了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所定“学规”与康有为的继承性关系，而《康南海自编年谱》则记载了康与老师朱九江，以及万木草堂与礼山草堂之间的渊源。然后回过头来，再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也就明白了清代学术演变曾给康梁变法提供了怎样的精神资源。除此之外，在解玺璋看来，要准确把握梁启超，必须读的人和书还有很多，比如黄遵宪、严复、谭嗣同、陈宝箴、张之洞、叶德辉等等。

　　所以，解玺璋的朋友说，近五六年来“他一直埋头于梁启超1400余万字的故纸堆中，若加上他对梁启超主办并笔政的《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批阅钻研以及对梁启超同时代的康有为、蔡锷、袁世凯等等的探疑索引，解玺璋大约对数千万字的文史资料进行了聚精会神的沙里淘金。”

　　由此，解玺璋解读梁启超，并认为，他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尤其在思想宣传上的贡献不可磨灭，大半生办报、办杂志、写文章，为辛亥革命的深入人心夯实了基础。另外，虽然很多人说梁启超善变，早期主张革命，后来主张立宪，再后来反思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看到，事实上，在他思想变化的同时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一种家国情怀，他希望中国好起来，社会进步、政治稳定，这是他身上最值得后人敬仰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