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回想写《梁启超传》：边写边和自己打架

　　▲学者解玺璋。(资料图片)

　　□ 解玺璋

　　今天回想起来，当初决定要写《梁启超传》，其实有些不自量力。

　　这位传主，太过宏阔，太过博大，太过深邃，太过崇高，即使是胡适这样的大学问家，也曾为梁启超生前没有留下一部自传而深深感叹：“虽然他的信札和诗文留下了绝多的传记材料，但谁能有他那样‘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来写他那五十五年最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胡适称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

　　最难是迈过两道坎儿

　　最初为写作《梁启超传》做准备的时候，我陆续看了一些有关他的材料，包括1949年以后出版的好几种梁启超传记。坦率地说，这些材料囿于以往的叙事尺度的限制，往往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这个人及其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不仅有意或无意地抹煞他的功绩，甚至给他栽了很多赃，泼了很多污水，看过一部表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电视剧，几乎把他演成了一个小丑。这时我便意识到，写好梁启超有千难万难，最难的是有两道坎儿必须要迈过去，既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绕道走。这第一道坎儿来自对他的政治定性，而另一道坎儿便是多年来流行于民间的对于他的道德评价。

　　政治定性是多年来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弊病之一。梁启超的头上就被人为地戴了好几顶帽子——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直至反革命派，一顶比一顶吓人，全不管这些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是否合适，也不问给他戴的究竟是帽子还是桂冠。而道德评价更是摧毁一个人的锐利武器，比如有人指责他多变、善变，是个没有操守的反复无常的小人；还有人把他与袁世凯、段祺瑞，以及北洋政府的合作，视为贪恋权势的证据，甚至有人骂他欺师灭祖、欺世盗名，人格、天良均已丧尽。实际上，在写作“梁传”之前，我也曾经迷惑过，糊涂过，犹豫过，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写“梁传”的过程，其实就是以今日之我说服昨日之我的过程。

　　如何才能走近梁启超的时代，并走进他的内心？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也只有读书。丁文江、赵丰田编写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我至少读了五遍，同时，有选择地读了《饮冰室合集》，以及与梁启超相关的一些人物，比如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汪康年、唐才常、孙中山、章太炎、杨度、袁世凯、蔡锷、蒋百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乃至蔡元培、夏曾佑、张君劢、张东荪、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等诸多同时代人留下的年谱、传记、书信、日记和文集。如此集中的阅读让我在几年里换了两次老花镜，视力迅速退化，然而，恰如刘再复先生所说，正是这种阅读，使我“一再和梁启超的伟大灵魂相逢。所谓相逢，便是请教、对话、商讨、质疑、提升。在相逢中，我愈来愈觉得梁启超了不起，愈来愈觉得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山巨匠”。

　　我变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我希望我的这部《梁启超传》能和以往那些“梁传”有些不同。通常写作人物传记，比较多的是采取一线到底的结构方式，从传主的家世，写到他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晚年，按时间顺序一路写下来，展现其一生经历。如果能破解这种结构，是否会给传记写作带来新的面貌呢？我隐约感觉到在梁启超的人生经历中恰恰包含着这种能量，可以支持写作者做一点新的尝试。

　　我把传主的生命历程作为纵轴，也就是经度，划分为外出求学之前、戊戌去国之前、民国成立之前、旅欧考察之前和旅欧考察之后5个阶段，再从各个阶段延伸出传主的横向坐标，即在每个阶段找到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比如，戊戌去国之前的康有为、黄遵宪、汪康年、谭嗣同；民国成立之前的唐才常、孙中山、章太炎、杨度；旅欧考察之前的袁世凯、蔡锷、蒋百里；旅欧考察之后的丁文江、胡适、徐志摩；而外出求学之前则集中处理了他与祖父、父母、妻妾、恋人及儿女的诸多关系。其中有些人物关系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而是互相之间交错、牵连或纠缠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纵横搭配、经纬分明的网状结构，比较充分地展现了梁启超的生命历程，及其在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在众多人物的映照下，呈现了梁启超多层次、多面相的人格与性格。

　　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一边写作，一边自己和自己打架。最终，梁启超能说服解玺璋，除了他的雄辩，自然还有本人这些年来对自身、对革命的不断反思和重新认识。如果说写作《梁启超传》让我有所收获的话，那么，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现实情感、社会政治、思想理念等层面对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使自己能在当下纷乱复杂的现实中找到一种比较理性的立场。有朋友开玩笑说，因为写作《梁启超传》，我变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还有一些列入计划的人物要写

　　梁启超的一生，始终没有放弃对国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追求和努力。他从开民智走到新民，其核心就是人的现代化，而国家现代化的聚焦点，则是宪政和政治的民主化。他是最先将民族、国家、国民等新术语引入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者，同时，他也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的权威阐释者。

　　还有一些我曾列入计划的人物，这次没有完成，也是一种遗憾，比如张之洞、严复、夏曾佑、张元济、徐佛苏、蒋观云、黄远生、林长民、张君劢、张东荪、王国维、陈寅恪等，都与梁启超有过很深的交往或合作，他们之间的关系都牵连着各自的时代风云；还有梁启超的诸位兄弟和万木草堂的诸位同学，尤其是梁启勋、麦孟华等人，与梁启超之间的手足之情、同学之谊，也是很值得抒写的；最后，我把陈独秀、鲁迅、毛泽东也列入计划之中，其实是想探讨梁启超身后的影响所及和存在方式。所以，对我来说，《梁启超传》的完成仅仅是个开始，围绕梁启超，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