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努力不一定达到理想 但过程是快乐的

　　●在上世纪90年代我做天津古城保护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有人说，冯骥才你太奢侈了，老百姓住的房子那么破，你还在欣赏老房子上的砖雕。我记得我当时反驳说，中华民族在美上面从来都没奢侈过。

　　●钱是需求不是追求，我觉得文明的传承是我们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根基。

　　●非遗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保护是一项长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知识分子，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我们应该把重要的问题都看到。即使经过一辈子的努力也不能到达你的理想，但是为理想努力的过程是快乐的。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初为画家，专事摹古。“文革”间饱受磨难，做过工人、业务推销员、教师等，心中有感而发，秘密写作，作品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为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1985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冯骥才兼为画家，出版过多种大型画集，并在中国各大城市和奥地利、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家举办个人画展。他以其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与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冯骥才又是当代文化学者，近十年来，他投身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倡导与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等职。

　　1月，负责主编的《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在京首发；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十四卷)获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大奖“山花奖”；18日探访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艺人王学勤。

　　2月，针对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写随笔《梁林故居拆了，问责于谁和谁来问责？》；担当总策划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由中华书局出版。

　　3月，两会期间提出数项提案，驳斥不良文化政绩观，并提出“审遗”概念。

　　4月，赴河南开封参加2012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探访获嘉县小杨庄木版年画；赴山西考察晋城郭峪村、上庄古村、砥洎城；考察山西省泽州县谢氏城堡和玉皇庙二十八星宿泥塑。

　　6月，赴山东济南参加“中国北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论坛”；在天津大学举办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天津皇会再抢救启动会”。

　　这是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今年上半年的部分工作日程，从中可以看出这位年已七旬的老人工作之繁忙。近日，因为要在北京举办“四驾马车——冯骥才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展，他终于能暂时休整一下了，但记者深知即使这几天冯先生在京的行程也必定十分繁忙，所以当其助手告知记者原本定在9月17日下午的专访有变化时，心不免猛地一沉，暗忖道“完了，取消了”，幸好后来被告知“只是提前至上午进行”。在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冯骥才围绕我国十年非遗保护的成绩与问题，围绕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围绕科学保护与监督，畅谈了自己的观点。

　　十年的喜与忧

　　上世纪70年代，因为工作的关系，冯骥才常去天津的东丰台考察木版年画。之后便与民间文化结缘，几十年来对民间文化的热爱从未有丝毫的减损，而是变得更加浓烈。时至今日，每年农历腊月冯先生还是必去天津杨柳青一趟，买买年货，看看那里的老朋友——年画艺人。

　　我国于2002年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后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至今已走过了十年历程。冯骥才说，这十年来最大的进步是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得到了提升，非遗已经变成了一个关键词，国家许多重大文件的发布、政府工作报告中，非遗都成为了很重要的一项内容。

　　“而在90年代我做天津古城保护的时候，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说，冯骥才你太奢侈了，老百姓住的房子那么破，你还在欣赏老房子上的砖雕。我记得我当时反驳说，中华民族在美上面从来都没奢侈过。”冯骥才说，“西方从19世纪早期就开始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了，1835年法国巴黎大举拆老房子的时候，作家雨果就写过一篇痛斥的文章，写得非常愤怒，后来我发现他写的跟我的十分相似。”说到此处，冯骥才满脸笑意，有些得意，有些英雄相惜的意思。

　　冯骥才说，这十年我们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不容有问题。钱是需求不是追求，我觉得文明的传承是我们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根基。如果这十年我们没有去保护它，许多文明就要断了。所以我们需要文化自觉，首先知识界要有文化先觉，然后才有国家的文化自觉，乃至全社会的文化自觉。这十年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其表现都是令人满意的。如果全社会都有了文化自觉，到那天谁还能拿文化不当回事，这是我们的目标。

　　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自觉，我国在非遗保护方面动手比较早，而且很快建立了非遗名录保护体系，至今已公布了3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计1219项，再加上省、市、县三级的非遗项目，共计81747项。冯骥才说，这十年我们基本上已把中华大地上的非遗资源做了一个地毯式的普查，之后在传承人保护、立法保护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所以，冯骥才随后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我们进入“非遗后时代”。他认为，从此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才真正开始。

　　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地方不良政绩观作祟，申遗成功后，就把它们束之高阁。他们放弃了，一些开发商就把非遗接过来，开始利用非遗赚钱。“我比较反对一种说法，就是把非遗做大做强。非遗是十分脆弱的，它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市场。”冯骥才举例说，比如在剪纸领域，前一段时间《富春山居图》热了，全国各地的剪纸之乡都去刻《富春山居图》，这还有什么文化的地域性，还有什么文化多样性，这是反文化的。“浙江乐清刻纸刀法细腻，一寸见方的地方就能刻上50多刀，这是他们的特色，如果用冷冰冰的机器去做，就失去了价值。如今在产业化的过程中，许多民间文化遗产的本质被破坏了，它改变了农耕文明中艺术特有的本质。”

　　冯骥才认为，对于非遗，我们不能将其往市场上一推了之，不能说让它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了，我们就保护好了。我们还是要给它支持，国家要给予一些力量进行保护，这个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当然也包括科学的支持、专业人员的支持。

　　要申遗，还要审遗

　　这几年，冯先生经常下乡做田野调查，也经常走出国门，对比中外非遗保护现状和目前我国所存在的欠缺，他认为，今后我们要将工作重点放在科学监督和管理上。

　　日韩等国家的非遗保护历程已有几十年的时间，相较他们我们确实存在一些短板，比较明显地表现在科学保护与监督方面。“我们的科学保护能力是很低的，《非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公布之后，你见过媒体报道过用《非遗法》进行保护和惩罚的例子吗，一个没有吧？到地方与非遗工作人员聊什么是《非遗法》，很多内容他们都不是十分清楚。”冯骥才说。

　　冯骥才建议，首先要把申遗变成审遗，“我们首先要把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项目重新审查一遍，把它们原始的状态和现在的状态比较一下，如果变味儿了就要先亮黄牌，给它三年的恢复期，如果保护得还不好，就要亮红牌予以除名。”冯骥才有些愤怒地说，我们不能把完全没有原来特点的东西叫非遗，把全民对文化的认识都搞乱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非遗保护工作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捍卫名录的纯洁性。

　　冯骥才还建议，由政府部门聘请一些专家对每一个非遗项目进行跟踪监督和指导，以后地方申报项目时，不但要报传承人名单，还要报专家名单，且这个专家小组每年要向政府提供非遗项目保护的报告。“民间文化是自娱自乐自发的一种创造。前一段时间有地方建非遗博物馆时，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民间创造、精英挑选；而在管理上，应该叫做民间创造、精英鉴定。”据悉，在日韩等国家，其每个非遗项目背后都有一个专家队伍做支撑。“对于国内来说，比如河北蔚县剪纸，专家应该和传承人一块商量怎么传承怎么创新，什么是蔚县剪纸独有的特点，哪些基本元素是不能变的，哪些是可以创新的，但目前大部分非遗项目背后都没有专家队伍做支撑，也很少有专家扎根基层去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