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台湾府方志文献：明确将钓鱼岛列入版图(2)

　　如果说从程顺则的作品中得出“琉球国领土止于古米山”这一结论还要费一番功夫的话，那么，琉球官生郑学楷便是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问题的确切信息。道光二十年(1840)秋，琉球国中山王尚育遣耳目官向国鼎、正议大夫林常裕奉表赴中国进贡方物，郑学楷以“现官里之子”的身份，与阮宣诏、向克秀、东国兴等随同贡使入北京国子监读书(注：参见蔡温本《中山世谱》卷十二、赵新《续琉球国志略》卷之二《封贡》)。在海上航行时，四位琉球国陪臣子弟各写了一首《海上观潮歌》，郑学楷在诗中说：

　　平生喜游眺，未见海上奇；今王嗣位庚子岁，乘槎海上历险巇。长帆十幅出姑米(姑米，下国属岛，过此则无岛屿矣)，苍茫万里无津涯。玄黄不辨乾坤色，中流一气相潆洄。银涛雪浪掀天至，素车白马惊交驰。霆击雷轰碎天鼓，十洲三岛愁崩摧。……中流一叶忘奇险，随波起伏天东陲。三日初看鸡笼岭，四日已到五虎台。从来沧溟纳浩荡，众渎百流皆来归。即今圣德被遐迩，螺车羽轮朝皇畿。奔鲸骇浪不复有，天光海镜清涟漪。(《琉球诗录》)郑学楷一行是乘船自琉球往中国进发的，诗人在“长帆十幅出姑米”句下自注曰：“姑米，下国属岛，过此则无岛屿矣。”(图2)所谓“无岛屿”，当然是说前方无琉球岛屿。这说明琉球国西南端岛屿止于姑米山，而姑米再往西南方向的赤尾屿、黄尾屿、钓鱼台等无疑都是中国的属岛。

　　琉球王国历史文献中关于该国西南端领土止于古(姑)米山的记载，与中国历代琉球册封使的出使记录及其他文献中关于中琉领土分界的记述是完全一致的。嘉靖十三年(1534)册封正使陈侃作《使琉球录》，说他五月十日“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之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嘉靖四十年(1561)册封正使郭汝霖《重刻使琉球录》记海上经历岛屿时说：“闰五月初一日，过钓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矣。”康熙五十八年(1719)册封副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在记录中琉海上航路时写到，过赤尾屿之后“用乙卯针六更”才到姑米山，而姑米山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康熙二十二年(1683)册封正使汪楫则在《使琉球杂录》中明确提到赤尾屿东北方向的黑水沟是“中外之界”。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副使周煌在所作《琉球国志略》和篇名为《海上即事四首》的诗歌中曾两度言及黑水沟为“中外分界处”，称自黑水沟往西南方向的绿色海洋为福建海域，而黑水沟以东的黑色洋面为琉球海域。此外，乾隆年间在北京国子监任“琉球官学”教习的潘相在《琉球入学见闻录》中也曾提及“黑水沟为中外界水”，并且在该书《凡例》中称，他在国子监任教与“(琉球)入学陪臣郑孝德、蔡世昌同居四年”，写此书时是向他们“逐条核问”后才诉诸文字的。

　　中琉两国历史文献中这种合若符契的文字记载，说明在明清时期，两国政府在领土划界方面有着非常明确的共识，钓鱼群岛的归属权在两国之间是毫无争议的。尤其是琉球王国诸多文献均提到其西南端领土止于古(姑)米山，这种根深蒂固的国境线意识，更是生动有力地证明了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乃不争的历史事实。

　　台湾方志文献中的钓鱼岛>>>>>>

　　不仅根据琉球王国汉文文献、中国册封史的出使记录及其他有关琉球的历史材料，可以考见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且在清代中国台湾府的方志文献中，已明确将钓鱼岛列入版图。

　　乾隆十二年(1747)《重修台湾府志》卷之二《海防》：

　　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只鹿耳门、南路打鼓港(打鼓山南岐后水中有鸡心礁)、北路蚊港、笨港、淡水港、小鸡笼、八尺门。其余如凤山、大港、西溪……潮长，大船可至内线，不能抵港；外线水退，去口十余里。……水里港、牛骂、大甲……可通杉板船。台湾州仔尾、西港子、湾里……只容舟古仔小船。再，凤山岐后、枋寮、加六堂……今尽淤塞，惟小鱼船往来耳。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

　　嘉庆十二年(1807)《续修台湾县志》卷之二《海道》：

　　环台皆海也。自邑治计之，南至凤山县之沙马矶头，旱程二百九十六里，水程七更；北至淡水厅之鸡笼鼻头山，旱程六百三十里，水程一十九更；西北至鹿耳门，水程二十五里……舟从沙马矶头盘转，可入卑南觅诸社。山后大洋之北，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

　　在上述两篇文献中，前一篇从保卫国家海上领土主权、防备外敌入侵的角度说明了钓鱼岛的地位和作用，后一篇则从海上交通运输的角度记载了钓鱼岛的地理形势和方位。两篇文献都提到那里可停泊十余艘大船，这表明钓鱼岛周围海水很深，港湾宽阔，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那里曾经被用作海上巡逻警戒的哨船与货物运输船只的临时停靠港口，在中国的海防建设和海上航运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钓鱼岛当时不仅是台湾军用、民用船只的临时栖止之所，而且是大陆沿海人民从事海洋活动的目的地之一。据有关文献记载，福建省的漳州府、泉州府就曾经有不少人到过钓鱼岛。黄逢昶《台湾生熟番舆地考略》(《台湾文献丛刊》)：

　　宜兰县，南与奇莱社番最近。……泗波澜有十八社番，与奇莱相近，属凤山县界，亦在崇爻山后；可知奇莱即嘉义之背，泗波澜即凤山之脊。由此而卑南觅，而沙马矶头，回环南北一带；则后山诸地，自泖鼻至琅峤，大略与山前千余里等耳。海舟从沙马矶头盘转而入卑南觅诸社。山后大洋之北，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崇爻山下泗波澜，可进三板船：漳、泉人多有至其地者。

　　从这篇文字看，清代福建省漳州府、泉州府的居民们曾经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到过钓鱼岛，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去的具体目的，是捕鱼、采药、开矿、拾鸟蛋鸟粪还是干别的什么，但他们到过钓鱼岛并且在那里从事与海洋有关的活动却是毫无疑义的。另外，《台湾生熟番舆地考略》卷首有周发藻题辞，题辞谓：“新从闽海唱刀还，台北台南记往还；幕府昨逢余节度，地图先问钓鱼山。”味“地图先问钓鱼山”之文意，很可能黄逢昶本人就曾登钓鱼岛做过实地考察。

　　钓鱼岛矗立于万顷碧波之中，扼守着进出台湾的门户，在军事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早在乾隆年间台湾巡逻警戒的哨船就曾经常光顾钓鱼岛，但是中国政府却一直未曾在钓鱼岛驻军并设立固定的防御工事。曾任两广两淮盐运使、四川福建等处按察使的方濬颐在《台湾地势番情纪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附录)一文中(注：又见《二知轩文存》卷二十一)，曾从防御外患的角度提出过要在钓鱼岛驻军设防的主张：

　　台湾，南北径二千五百里，东西或五百里、或二百里不等；其形椭似鱼，连山若脊。……鹿耳门为至险，其次则旗后口。初仅一小港，道光间，一夕风涛冲刷，口门忽宽；两崖夹峙，中梗块垒，象人之喉；旁皆暗礁，番舶不能出入，其殆天之所以限华夷耶！惟鸡笼山阴有钓鱼屿者，舟可泊，是宜设防。

　　方濬颐关于要在钓鱼岛设防的观点，表现出他在军事方面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可惜当权者没能采纳他的建议，始终没有在钓鱼岛驻军或修建防御工事，遂使这一中国固有岛屿被他国非法侵占。以上的历史文献充分证明，钓鱼岛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并使用的。明清时期钓鱼岛一直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人民从事外交、海上运输、军事活动和其他海洋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编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