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和谈真相： 一幕屈辱的城下之盟

　　记者 陈 清 文 述 曹萍波

　　2012年8月的一天晚上，正当日本这个“二战”战败国妄图霸占战胜国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岛之际，湖南商学院陈书良教授突然想起他2005年游学日本时，日本友人竹村则行送给他的一本奇书《说倭传》。回国后，他一直将其闲置在行囊中。

　　两地档案： 流落海外的密谈史料

　　数年前，日本汉学家、九州大学教授竹村则行在广州旧书肆偶然购得《说倭传》。该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署名“兴全洪子弍撰辑”。

　　这部小说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争全过程，全书三十三回，起于朝鲜东学党之乱，迄于台湾军民拒日侵占斗争，其中重点描述了令人难以释怀的马关春帆楼会议。

　　竹村研读《说倭传》后，发现其中第十九回至第二十一回与小说的体裁、文笔大异其趣，伊藤与李鸿章在马关和谈中的大段问答几乎是全文载录了《中日议和纪略》。

　　按理说，这份史料是由中方与会人员记录整理，原应藏于清廷档案。竹村于是赴北京中央档案馆查检。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第二千九百九十三号史料题为《呈递钦差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往来照会及问答节略咨文》，题下注云：“又与伊藤五次会议问答节略共订为一本，内多辩论紧要语。”而关于这一“问答节略”，史料中附记赫然称“原阙”。也就是说，当年李鸿章的呈文中并没有《中日议和纪略》。

　　思虑未解的竹村，又折返东京辗转寻觅，发现清廷所失官简却存于日本内阁文库(即国立公文书馆)。如其所料，其中“辩论紧要语”竟然与《说倭传》中的记载完全一致。

　　醉心中国文史且对中国人民一贯友好的竹村则行立即感觉到了《说倭传》的分量，为避免文献湮灭，他以一己之力影印了这本《说倭传》，后附影印日本内阁文库《中日议和纪略》。

　　2005年秋天，陈书良在日本九州游学期间，到福岡拜访竹村则行，竹村将其耗费心血的日本花书院本《说倭传》，赠予陈书良。

　　和谈真相： 一幕屈辱的城下之盟

　　《说倭传》是一部记述甲午战争全过程的小说，其背景自然是那段用血泪写成、用屈辱风干的历史。据史记载：

　　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求和。3月19日，全权大臣李鸿章偕其子李经方、美籍顾问科士达及随员等抵达马关，次日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内阁总理)、陆奥宗光(外务大臣)开始谈判。

　　日方开出的停战条件十分苛刻，且要求停战期间日本一切军费由中国承担。

　　这些条件无疑显示日本仍在考虑军事、谈判双管齐下的方针，在战场上并不愿意停手，要求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日本军务官管理，企图将北京置于日军的监视之下，然后再从容签订城下之盟。

　　李鸿章盯住了要害，在会谈上没有对日本先抵押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李鸿章回到住所，立即给总理衙门发去电报，表示日本以三地为抵押的要求坚决不能答应，并叮嘱要在这一带严加戒备。总理衙门复电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而中方密电码，早为日方侦破，由此，马关会谈大局已定。

　　如《说倭传》中有一段日方要中国出让台湾的对话，生动写出和谈中日方盛气凌人，中方却陷于无奈与尴尬之境的情状：

　　李云：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云：此系彼此定约商让之事，不论兵力到否。

　　李云：我不肯让，又将如何？

　　伊云：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

　　……

　　李云：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云：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李云：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云：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李云：索债太狠，虽和不诚！

　　“弱国无外交”。难怪当年老迈的李鸿章，会再三叹息“太狠”“口紧手辣”“逼人太甚”了。

　　《马关条约》签订后，相当于日本4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中国赔款把日本迅速滋养成强敌，给中国带来无尽的苦难。抗日战争，今天的钓鱼岛之争，乃至台湾问题，都与其有关。马关之耻，春帆楼之恨，永远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当年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在临终前留下一首遗诗：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请君莫作等闲看。

　　托名之谜： “讲史”还是“辩护”？

　　《说倭传》作者署名“兴全洪子弍”，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说“兴全洪子弍”即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之子”。然而陈书良在此次新版的《说倭传》序言中提及，史籍上没有洪仁玕子女的记载，小说作者应系托名。

　　马关条约签订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朝廷内很多人借此弹劾李鸿章，致使他告假养疴。李鸿章成了朝廷的替罪羊，“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为了“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光绪庚子(1900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

　　“所以《说倭传》是持‘谴责’之旨，驭‘讲史’之体，而后得以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陈书良说。

　　上海复旦大学骆玉明先生访日后就本书发表看法：“反映马关和谈艰难过程和李鸿章顽强姿态的《中日和谈纪略》很快流播外界，恐怕与李鸿章本人的某种考虑有关——至少是他那一派人的有意行为。而《说倭传》的作者‘洪兴全’虽不知为何许人，但小说的立场，除了表达甲午战争后国内日益高涨的爱国激情，也有为李鸿章辩护的意图，他多少应与李鸿章一派人有些关系。”

　　陈书良也认为，这份纪略可能是李鸿章本人出于某种考虑而未传递给上级。或者也可能是他的对立面拖扣没有上呈，就像当时千余名孝廉上书“宜战不宜和”，结果被裕寿田扣压一样。因此他推测，如果原件根本没有呈交，那么条约签订两年后，只有李鸿章集团中人手中才有材料。材料可能是先经过“洪”手，有意漏给民间，后流入日本内阁文库的。

　　陈书良还介绍，晚清朝廷这样的荒唐事有很多，比如早于此的李秀成自述，面对朝廷追索，曾国藩不就一拖再拖，一删再删，最后隐瞒过半篇幅，呈上一个面目全非的整理稿。

　　原版《说倭传》的序言也曾闪烁其词地说：“种种实事，若尽将其详而便载之，则国人必以我受敌人之贿，以扬中国之耻。若明知其实，竟舍而不登，则人或以我为畏官吏之势而效金人之缄口。呜呼，然则创说之实不亦戛戛乎其难之矣！”

　　述古思今：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

　　当年游学日本时，陈书良曾遵竹村嘱托前去观瞻了马关谈判场所春帆楼，一座两层木制小楼，其门前竖着一长条形木牌，上书“日清讲和纪念馆”。

　　陈书良现在都还记得，春帆楼前的那块石碑，得意洋洋地刻写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使行人至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作为小说，就人物形象、语言、情节等来评价，《说倭传》是失败之作，但由于其公开了尘封的秘档，，并且将其置于中日战争的背景下向国人介绍了鲜为人知的神秘细节，因而颇具史料价值。

　　出生于湖湘世家的陈书良，与《说倭传》中一些人物颇有渊源。书中清廷的“前敌指挥官”，曾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岘帅)就是陈书良母亲的堂祖父。其母亲的嫡曾祖父刘长佑曾在甲午战争20年前即上奏，提出讨伐日本，消除侵略根源。而他的父亲陈暄将军曾参加台儿庄等战役，与日寇整整打了8年。

　　历史的巧合让陈书良无比感叹：“就在校点《说倭传》时，台湾尚孤悬海外，钓鱼岛问题仍然得不到圆满解决。这是足以发历史之浩叹的。我以为，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资料，《说倭传》今天仍然具有出版意义。”

　　9月初，他上书中央。几天后，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位编辑给他打来电话，请他将全书译成简体中文并撰写前言。陈书良教授以66岁的垂老之躯，怀着义愤填膺的心情，连夜校译。使这本书仅仅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交稿、校对、送厂、上架等一系列流程，堪称出版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