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莫言评语太粗糙：他并不魔幻，他非常真实

　　记者 梁爽 实习生 唐子湉

　　诺奖评语太粗糙

　　莫言不“魔幻”很现实

　　羊城晚报：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评语，说莫言“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您看到了吗？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看到了，我觉得这个评语写得太粗糙。为什么要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来评价莫言呢？难道只是学习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才得奖吗？我在十几年前写《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一文分析过，莫言的小说反映的是他自己记忆之中的中国经验。他或许借鉴了一些西方大作家的写作技术，但不能把这作为他获奖的理由。所以说评语不是太准确。

　　另一点是“魔幻现实主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说法。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用在莫言身上，好像有一点点靠谱，但是也不一定。他是非常残酷的现实主义，写的都是中国乡村非常残酷的经验。他并不魔幻，他非常真实。

　　莫言能得诺贝尔奖，可以看我写过的一篇文章《近2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艺术滑坡》，里面谈到诺贝尔文学奖近十年来的两个转向。第一个转向是从诗歌转向小说，近十几年来获奖的作家都是小说家，没有诗人；第二个转向是从西方中心向多元文化转向，大量的少数族裔、后发达国家的作家获奖，莫言就是以“非西方作家”的身份获奖。怎么说呢，西方文学确实可以说是“烂熟”了，已经很难发现一些有新意的东西，把目光从世界格局的中心转向边缘，转向“非西方中心”，这也是一个趋势。所以今年网上比较多人猜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村上春树和莫言，都是属于东方作家。

　　羊城晚报：您说评委会的评语写得比较粗糙，您觉得这种评语应该怎么解读？

　　张柠：可能西方的这些人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和文学状况还不是很了解，他们的知识谱系还是西方文学的，不太了解该如何评价一个中国当代作家。不知道除了魔幻现实主义那些西方的概念之外，还有没有更准确的概念。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文化要传播，要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了解，可能会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概念。一说到福克纳、马尔克斯，大家都懂了：“哦，他像他。”在传播的过程中，这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我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来看，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些概念。

　　羊城晚报：有一些评论说莫言得奖是因为他“迎合西方”，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张柠：不能说莫言一直在学西方，他的小说中的故事和写法还是很中国化的，只不过不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如果只有古典小说才是中国的，那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模仿西方了。20世纪的中国人怎么说话，怎么表达，怎么叙述，怎么讲故事？莫言是20世纪白话文学传统里的一个代表。不能说白话语言的句法语法是学西方的，这个说法有问题。

　　莫言作品“土”得掉渣

　　比村上春树更符合“理想主义”标准

　　羊城晚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作品要求对世界文学有比较大的贡献，而且有理想主义偏向。莫言得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在哪儿？

　　张柠：在文学层面上理解的“理想主义”不是喊口号，要有人性的深度挖掘、对人性现状的不满，包含着批评、批判。莫言对世界的进步意义是确定无疑的。尽管他批判自己当下所涉及到的文学经验，可能有批评、批判的色彩，但是整个小说的指向是有希望的，是理想主义的。

　　羊城晚报：莫言和村上春树都是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大热人选，您认为莫言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村上春树？

　　张柠：我个人觉得村上春树的作品可能比较偏向年轻读者，比较流行与畅销，他写现代大都市里的青年生活比较多。相对而言莫言写农村苦难比较多。他们两个相比较，确实是莫言更符合诺贝尔文学奖所设定的关于理想主义的概念。村上春树的受众可能更多，很时髦、好玩、好读，符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莫言的东西很土，可以说是土得掉渣，但是这个“土”的背后确实有很多苦难的东西。尽管他写当下的生活不太多，很多读者对他不满，《蛙》是涉及到一点。他更多地涉及乡村记忆中的苦难。莫言从主题来说更沉重一些，这些东西在文学中属于“重”的范畴。而村上春树更多的属于“轻”的范畴。

　　莫言写六七十年代初那段时间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拿到今天底层的边远地区看看，实际上真的没有太大变化，它还有效。作家梁鸿(《中国在梁庄》)，用非虚构、采访纪实的方式来写，与莫言笔下的乡村世界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并不是说莫言自己青年时代的记忆针对今天的乡村而言已经过时了，现在还是同样的状况。但是莫言不太涉及现在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的现代生活，他不能写城市经验。

　　羊城晚报：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中国，是否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张柠：在包括文化传播在内的全球化背景之下，一个中国本土作家得到诺贝尔奖，可能会有利于中国文学向海外传播。其实中国有一大批作家，像余华、格非、王安忆、贾平凹，都是不错的作家，但是别人不知道。这次得奖有利于让外面的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学目前的真实状况。

　　中国业界早有认定

　　莫言是“当代文坛最牛的一个作家”

　　羊城晚报：您怎么评价莫言现在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张柠：综合评价，我们业界认为他是“第一把交椅”，当代文坛里最牛的一个作家。他的讲述和叙事太牛了，完全是别人无法模仿的，你完全想不到他的叙事会那样走。

　　羊城晚报：与中国当代文坛的其他作家相比，莫言具备什么独特之处，使他能够得奖？

　　张柠：我曾在文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中讨论莫言小说中的民间话语方式。通俗点说，莫言笔下的世界是非常中国化的，特别是表达六七十年代、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中国乡村经验。在这个中国乡村里面，有一些肉体经验的表达，比如饥饿、残酷、伤害，小说中的人都是驼背、少了一根指头之类的中国乡村的民间人物。他最早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塑造了一个小孩叫黑海，这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小孩。他是一个饥饿经验丧失，很瘦、不知道饿的孩子。同时，他的痛觉经验也丧失了，摸工地上烧红的火钳，手指头烧得冒烟，他都不知道疼痛。为什么丧失呢？太饿了，饿极了，饥饿经验就丧失了。他的肉体遭受了许许多多的伤害，对伤害经验就不敏感了。

　　但是莫言并没有让这个小孩因为饥饿和伤害而死，这个小孩有另外一种超常的经验，听觉经验。他可以听到许许多多别人听不见的东西，比如菜地里虫子的叫声、别人的歌声。他可以听到许多美妙的声音，所以他特别幸福。莫言一方面把底层的伤痛经验推向极致，另一方面在它将要接近极致的时候，突然通过想象力起死回生，这是莫言的特别之处。莫言的小说中想象力非常奇特。另外，他的语言是像开了闸的水一样蜂拥而至，有的他自己都控制不住，有时候特别非理性，但非理性的背后又充满了幽默和机智。

　　保护文化“国宝”说真话

　　好机制激活作家想象力

　　羊城晚报：中国作家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奖？是否会影响中国文坛未来走向？

　　张柠：首先，中国所有搞文学创作的作家都应该高兴。不管你心中对这个奖是认可还是不认可，有一个人获得这样的荣誉，都应该高兴。另外，应该更有信心，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中国文学。莫言得奖之后，全世界都更关注中国文学，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去创作。这是好事，我们学校里文学系的学生也很高兴，全世界都把目光指向这儿，学生也有信心。

　　羊城晚报：这个奖对中国的作家有什么启示？

　　张柠：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风格。不要见风使舵，不要什么好处都想得。那里有钱我也写一个，这里有名有利我也捞一把，这种人永远写不好。诺贝尔奖奖励的是一个作家终身的创作，而不是奖给某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文学创作，坚持自己的文学理念和理想，这种人才可能进入别人的视野。那些哪儿热闹就凑哪儿的人，过年写过年的小说，过节写过节的小说，五一写五一小说，十一写十一小说，这种作家是不可能写好东西的。实际上官方也不鼓励这种东西，那种赶时髦的东西是不行的。

　　羊城晚报：以您对莫言的了解，您觉得这次获奖对他可能有什么影响？

　　张柠：莫言是一个很“淡定”的人。我想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他应该更大胆地写，更勇敢地写，更有开放性，方方面面都可以写。这对他应该是一个更大的促进。

　　成为了第一个在大陆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不论认可不认可，这都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现在他不就成为“国宝”了吗？是“国宝”就要保护他，允许他说真话。他应该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标杆式人物了。

　　羊城晚报：获得诺贝尔奖跟中国国力的提高有没有关系？

　　张柠：对中国有一个启示———精英艺术对文学艺术越宽松，它越可以使这个国家的文学艺术走向辉煌。越禁锢，越管制，它越完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对文学艺术生产的管制逐步放松，就不可能有莫言，以及以莫言为代表的这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这一批作家慢慢地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产物。1976年以前，我们出现了什么有国际影响力的好作家？没有。那都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计划生产，文学也属于计划经济的一个环节。到处都绑起来禁锢想象力，怎么可能产生好作家？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学术研究领域和文学创作领域确实在逐步放松。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你越开放，越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越有可能产生好的作家。那么以后我们期待的不仅是作家得诺贝尔奖，还可以期待我们的动画片、流行音乐、通俗文学等文化产业走向世界。

　　我觉得莫言得诺贝尔奖是一件好事。现在中国不差钱，以后的中国要有文化。不要说到文化就是孔子、老子、庄子，别人连鲁迅都不知道，1978年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为人所知，其他国家才尊重你，不把你当暴发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