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称对莫言获诺奖不意外：这是迟早的事情

2010年，莫言接受本报专访后为本报题字。

　　核心提示

　　目前最热门的社会话题之一一定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青年时代的管谟业选择以“莫言”为笔名时，应该不曾料到有一日会被浪潮般的“言论”所包围。公众争先恐后地发掘着与莫言相关的一切细节，仿佛想在一夜之间就弄明白他是谁？他写了什么？他为什么会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本报记者也同样加入了报道的行列，但却希望找到一些稍显不同的角度。几位与莫言相识、相交多年的著名学者接受本报独家专访，从不同层面出发，细致解读了此次莫言获奖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国民带来的意义与影响。

　　程光炜：

　　莫言获奖至少有三重意义

　　连日来，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所长程光炜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不断被邀请做采访。记者还未开口，他已经笑着说道：“我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一定是让我谈谈对莫言获奖的感想。 ”程光炜对莫言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此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少具有三重意义。

　　“我对莫言获奖有三个评价：它是属于中国的奖项；也是属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奖项；还是属于莫言本人的奖项。 ”程光炜说，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中国作家曾多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视野，多次被提名，比如，老舍、沈从文等人，“这证明中国文学一直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一直受到世界文坛的关注。莫言的获奖是几代作家共同努力结出的硕果。 ”

　　站在文学史的维度，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程光炜把莫言视为站在纵横两个交叉点上的作家。“从纵向来看，中国作家一直就有创作乡土文学的历史沿革。自‘五四’以来，包括鲁迅、沈从文在内的一大批作家孜孜不倦地书写着乡土，一代又一代作家延续着乡土文学的星星之火，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积累了深厚的资源，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离开这个资源。 ”

　　不过，莫言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作家相比还是存在很大差异。对此，程光炜表示，无论是沈从文还是鲁迅，虽然他们书写乡村，但他们并不是真真正正的农民，而是以一种外部的视角在看待乡村。他说：“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为代表的一批当代作家，本身就是农民，自小生长在乡村，对故乡几十年来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体验是他们创作的重要资源。比如莫言，他20多岁才离开乡村，童年时家里一贫如洗，作为一个真正生活在乡村环境中的人，他把个人的境遇带入到小说之中，对中国当代历史有非常深刻和彻底的描述。 ”

　　横向来说，程光炜认为，莫言在创作方面始终坚持用现代口语，并融入 《百年孤独》式的神话元素，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个性化语言。他表示，莫言在语言上的创造力要超出同时代的很多作家。“若把他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学的谱系中，应当归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脉络上。他的作品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转向东方、落地到中国土壤里的一大成果。中国古代文学也有类似的传统，比如《聊斋志异》。莫言应该算得上是魔幻现实主义向东方转移的过程中，接触最早、走得最远、成就最大的作家。 ”

　　最后，程光炜再次表示，他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在他看来，这是迟早的事情。

　　何言宏：中国还有很多重要作家和诗人值得高度重视

　　记者联络上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言宏时，他正在台湾做学术访问。碰巧的是，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他已经开始着手写一篇关于莫言的文章。他认为，莫言获奖是实至名归，但同时，中国还有很多重要的作家和诗人也创作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值得高度重视。

　　“这些年来，中国文学实际上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我们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出现了很多相当杰出的作品。 ”何言宏坦言，莫言获奖，毫无疑问是众望所归，但尚有很多重要作家和诗人为中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作家张炜、张承志、贾平凹、王安忆、阎连科、苏童、余华、韩少功等，诗人翟永明、王家新、西川等，虽然他们暂时未能拥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但他们的很多作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精神价值与文学价值。长期以来，我们常常妄自菲薄，过于看轻我们的文学，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评判文学的唯一尺度，但毕竟还是目前世界上非常重要而且也是最具社会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一种文学评价方式，所以，莫言的获奖，为我们的文学、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汉语文学，狠狠地争了一把光荣，同时也狠狠地增强了我们的自信。 ”

　　何言宏提出，莫言获奖必然会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他的成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文学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深入历史、心系时代、关注现实、体恤民生，以及为纯粹的文学品质‘超越性’地书写一切。在他的作品中，一直处于核心位置的就是‘人’。他把汪曾祺关于文学应该‘贴’着‘人’写的文学主张进一步发展和强调为文学应该‘盯’着‘人’写。对‘人’与‘人性’的关切与注视，是他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这对我们的文学进一步写‘人’，顽强地执著于对‘人’的关切，都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

　　随着莫言获奖，长期以来纠缠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告一段落。何言宏说，这样一来，今后中国作家会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关注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写作？ “我想中国的文学界应该以此为契机，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为什么写作？ ’得奖当然不是文学的根本目的。 ”

　　何言宏还非常重视莫言获奖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他表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界需要对莫言的成就以及他在创作方面暴露出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更重要的是还要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更充分和深入的批评与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工作一直处于 ‘评价偏低’的位置，学术地位不高。主要原因是人们往往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与价值并不很高，从而局限了学术研究本身的价值。而莫言的获奖，从一个角度击破了这样的偏见。今后，应当以充分的‘学术自信’和‘学术自觉’，全面、充分和深入地研究我们的当代文学！ ”

　　陈晓明：希望公众更客观地看待中国文学的现状

　　“长江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用“意义重大”来形容莫言的获奖事件。他认为，此次由中国本土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表明了西方文化有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和态度，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人更客观、更公允、更冷静地评价当代文学的现状和水平。

　　2009年，陈晓明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评论文章，随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讨论，有人赞同他的说法，也有人质疑他的观点。当时，陈晓明曾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评价，其间，还专门点评了莫言、张炜、刘震云、阎连科等重要作家及其作品。陈晓明认为，莫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宽广的作家，一方面，莫言十分了解西方文学，另一方面，他又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经验融入到了个人的写作中。 “比如《生死疲劳》、《檀香刑》，还有《蛙》，都可以看出他试图寻找汉语言的新鲜感。 ”

　　近年来，对于当代文学的批判此起彼伏，“垃圾说”不断见诸媒体。陈晓明说，大多数媒体太强调眼球效应，喜欢八卦的、吵架的东西，而那些真正严肃的论争反而并不被关注，“现在对文学肯定的声音很弱，传统文学也似乎被冷落了。作为研究者，我可以体会到，要去肯定文学的价值是很难的，但是，越是难就越要认真对待。我希望，莫言的获奖能够促使更多的人更客观、更公允、更冷静地看待文学真实的现状。 ”

　　陈晓明说，当下有一批优秀的作家，他们正处于创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他们的成就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 “莫言、张炜、刘震云、阎连科等，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变化，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欲望。透过他们，我能够看到中国文学的内力越来越沉稳，越来越厚重，并且充满活力。 ”

　　陈众议：高兴过后需要迅速冷静下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多年来一直跟踪研究世界文坛的发展，对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历届获奖人有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莫言获奖当晚，陈众议与许多人一样，十分兴奋，他说自己甚至没有睡好觉。不过，他认为，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高兴只要一个晚上就够了，接下来还是得踏踏实实继续做好自己的事。

　　“莫言救了诺贝尔文学奖。 ”陈众议说出的第一个感受让记者愣了一下。这些年来，从文学界到读者，甚至是普通老百姓，都对诺贝尔文学奖有种说不清楚的执念，总觉得中国当代文学不够争气、不够优秀，所以才得不到这一重要奖项。不过，陈众议却没有这种“求之不得”的感受，他反而认为，最近十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结果颇令人失望，而今年的颁奖更符合这一奖项应有的水准。

　　“从这十几年的评选来看，尽管有些获奖者的确很优秀，但还是有将近一半的获奖者达不到文学大师的高度。这次莫言获奖，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学的肯定，也给世界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陈众议一直致力于把中国文学推介到海外，在他看来，莫言非常有资格站在世界顶尖作家的行列中。

　　不过，虽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件值得举国上下欢呼雀跃的重要事件，但陈众议提醒说：“西方主流知识界、文化界以及主流的读者依然对中国抱着怀疑的态度，这种偏见和有色眼镜的去除仍然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未来任重而道远。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西方的关注点仅仅限于莫言一个人，那么对中国文学的整体影响和传播的推动作用就十分有限了。因此，我认为，不要因为莫言获奖就认为中国文学已经真正走出去了，还远远没有，仍有大量的、长期的工作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去做。 ”

　　“高兴一个晚上就可以了，高兴过后需要迅速冷静下来，”陈众议用非常严肃的口吻说道，“瑞典文学院的评奖标准不是唯一的文学标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代表文学的水平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相反，我们要更加正视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不管是对莫言的作品，还是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水平，都应该保持一种平实、客观的态度。 ”

记者／王 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