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檀香刑》：对中国近代史的民间审视

　　《檀香刑》：对中国近代史的民间审视

　　■ 纳张元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5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在这部构思精巧的小说中，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邃的思想，活灵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一场可歌可泣的农民运动。

　　小说以“施刑”为主线，展示了中国王朝政治没落中的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包括戊戌变法、义和团、外国殖民者的强取豪夺等等。对这段中国近代史的审视，小说巧妙地采用了人们所熟悉的“凤头”、“猪肚”、“豹尾”作为小说的主要框架。“凤头部”以眉娘、赵甲、小甲、钱丁四位主人公“眉娘浪语”、“赵甲狂语”、“小甲傻语”和“钱丁恨声”的自述方式交待将要展开的剧情，人物性格和关系一并带出，而且语言各个带有身份特色；“猪肚部”则通过“斗须”、“比脚”、“悲歌”、“神坛”、“杰作”、“践约”、“金枪”、“夹缝”、“破城”展开故事，一个个酷刑画面也次第展开，采用外视角叙述与摹写人物内心相结合，将这些酷刑故事写得曲折多变波澜壮阔；“豹尾部”以“赵甲道白”、“眉娘诉说”、“孙丙说戏”、“小甲放歌”、“知县绝唱”，与“凤头部”四位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构成对应，人物叙述充分个性化，眉娘、赵甲、小甲、钱丁、孙丙的叙述各自不同，眉娘的大胆泼辣、野性十足，钱丁的文韬武略、侠肝义胆，赵甲的狡猾自傲、奴性十足，小甲的幼稚单纯、平面直观，孙丙的血性男儿、盲目愚昧，个人化的叙述采用了大量的民间口头语，又采用了大量的猫腔戏文，将故事演绎得凄凉而悲壮。

　　《檀香刑》仍然保持了莫言一贯坚守民间立场的价值取向和汪洋恣肆的叙事风格。民间具有鲜活的力量，充满勃勃生机，但民间又是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莫言对民间的书写与表达往往是不加选择、毫无节制、洋洋洒洒、泥沙俱下的。对于生活敏锐而深邃的洞察力及其超常的语言表达能力使得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而其中拟声词和色彩词的运用又可以说是莫言小说创作的一大亮点，他拟万物之声，着语言之色，绘五彩之世界，以声音和色彩透视出其对生命、生活、世间万物的奇特感悟。因此他的小说与其说是在用文字叙述故事，倒不如说是在用语言拟声绘色。无论是对日常生活的交待，还是一些欲望化场景的描写，他都会津津乐道，肆意铺排。在《檀香刑》中继续保持了这种汪洋恣肆，泥沙俱下的叙述风格，如：“小甲放歌”部分眉娘的公爹赵甲为亲爹孙丙执刑，丈夫小甲是刽子手助手，情人是捕快见证，送了亲爹上断头台，从刑具选用到施刑过程都写得具体细腻，拟声绘色。《檀香刑》的表层世界写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令人发指的酷刑场面，粗俗化的人物生理层面的欲望和感受，小说的深层蕴涵的是生活对人生存的挤压，对人性的践踏，对个体尊严的蔑视。莫言始终是在生存的层面上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他的想象丰富奇特，思路异乎寻常地敏捷，跳跃性很大，这使得他的小说纵横恣肆如天马行空。那种随遇而安却无所顾忌的表达方式，在同一个平面上真正以随波逐流的方式与民间生活融合，那些赤裸的生活欲望使那些粗鄙的场景变得更加生气勃勃，他的叙述视点几乎不带有任何先验性的观念，也不怀有提炼和发掘生活意义的明确动机，作者的兴趣仅只在表现这种生活的外部形态，纯粹的生活之流，他那种直接呈现生活表象的方式，强化了粗鄙生活的本色形状，那些血腥的场面描写因为个人生命与历史命运的交织而拥有了某种思想力量，并且因此而具有合法性。但作家不选择，不判断，沉湎于语言狂欢的叙述，让读者困惑而迷茫，在《檀香刑》中，有人看到对人性的虐杀，有人看到酷刑，有人看到民间文化的复活，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檀香刑》对这段中国近代史的书写充满着暴力血腥的美学色彩，以丑为美，化美为丑。这种对生活粗鄙形态不加选择的表现方式，把握不好就会不可避免地显现出低俗趣味的性质，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间理想的支撑，这类描写很容易堕落为作者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纵，从而丧失向民间认同所应具有的人文意义。在本书中，作者集中呈现的是一个随历史远去的角色——刽子手，还有两种最残酷的刑罚——凌迟与檀香刑，都以极端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阅读认知与视听复合体验，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这种倾向在《檀香刑》中因为带着猫腔的民间韵味、宏大的历史叙事、悲壮铿锵的人物命运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体现出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最终建构起对中国近代史的民间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