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钟岳：毛泽东称颂的“云南三老”之一(图)

　　周钟岳：蔡锷的白族知交

　　■ 原 因

　　周钟岳是毛泽东称颂的“云南三老”之一。他是蔡锷一生难得的知己；蔡锷是他千古难觅的知音

　　1944年年底，云南报业发生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论战。它是一次中国近代有关历史事实真伪的争辩，既是学术问题，又涉及如何对待故人、对待情谊，如何做人做事等问题。

　　从那年11月下旬开始，为纪念云南护国首义29周年，6年前从南京迁到昆明的《朝报》对一篇题为《云南护国起义纪实》的长文进行连载。文章的作者是该报总经理王公弢。

　　周钟岳当时任民国政府国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周钟岳 (1876－1955)。字生甫，号惺庵、星甫，剑川金华镇人，白族。清光绪癸卯(公元1903年)乡试解元(举人第1名)，1904年，赴日本弘文院以及早稻田大学学习。1907年回国。他12月27日从当时的陪都重庆回昆明休假，第二天，就看到了《朝报》上的连载。他的眼睛不由久久地停留在这样一段话上：

　　“经界局原系空头之冷衙门，何来公事可办？故蔡在京，每日除与友逛娼寮，赌博饮酒，以求消遣外，其余皆受密探之监视，其生活已与遭囚之犯人实一样。”

　　作为曾随同蔡锷到北京在全国经界局任职的周钟岳深知当时蔡锷在京的情况，说蔡锷在北京每日与友逛娼寮，赌博饮酒，岂不是在蔡锷脸上抹黑？周钟岳怒不可遏，连夜提笔撰写了《斥王公弢之妄言》一文，进行反驳。

　　一般来说，周钟岳性格非常平和。他早年受到蔡锷的眷顾和倚重，蔡锷去世后，唐继尧照旧重用他；后来顾品珍政变当权，依然执意留他参政；以后唐继尧重掌云南的印把子，他仍然受到唐继尧的青睐；唐继尧去世后龙云主政云南，仍然让周钟岳担任要职；龙云离滇，卢汉当权，遇大事仍向他求谋问计。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5月19日在昆明病逝。由于他是个五朝元老，是个官场上的“不倒翁”，有人就误以为他圆滑如卵石，乖巧如泥鳅。其实他之所以常常能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他与时代同进步，大局意识极强，考虑的多是国家安危、民众疾苦。因此，不论在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野，他都享有较高威望。他是深通世故而不为世故所累，谙熟圆通之道却胸有锋镝。

　　这一次，王公弢的文章触动了周钟岳性格中凌厉的一面。他要仗义执言，为故去的老上级兼良朋益友主持公道。

　　士为知己者用

　　当时，蔡锷被调北京，袁世凯暗中玩弄权术，换脱了蔡锷的兵权。蔡锷到经界局主持工作。

　　经界局主管全国土地经界的测量，负责清丈田亩，确定各类田亩的等级和应纳稅的数额等。蔡锷没有过多地计较自己的权位得失，依然兴致勃勃，打算在经界局干成一番事业，报效国家和黎民百姓。

　　经界局刚刚开办，百事待兴，千头万绪，蔡锷纵有三头六臂，办理起来还是有点力不从心。一个好汉三个帮，他想到了周钟岳。

　　蔡锷与周钟岳的相识，是因为重九起义后曾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院长李根源的引荐。此前，周钟岳任云南省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被荐两天以后，周钟岳即被委任为军政部参事兼参议院参议，不久，又让他兼任登庸局局长。蔡锷对周钟岳极为赏识，没过几天，就把他调到身边，就任都督府秘书长。

　　说起来，周钟岳比蔡锷年长6岁。他们一个是湖湘儿女，一个是云滇子弟；一个习武，一个为文。但都曾留学日本。若以留学先后而论，蔡锷比周钟岳早5年，可称学长。

　　士为知己者用。周钟岳就任秘书长后，每天拟写繁多的公文电报，往往援笔立就；处理各项繁杂事务，无不条理清晰。不仅显现出超人的才干，他废寝忘食、苦干实干的敬业精神更让蔡锷入眼入心。

　　在蔡锷身边工作，如坐春风。这也许是他一生所度过的最充实的时光之一。当然，更使周钟岳感到欣悦的是“凡所筹划，皆关国家大计，而予有所建议，亦立见施行也。”

　　蔡锷对周钟岳的器重确乎也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书写一笔。

　　据史料记载，1912年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清帝退位，实行共和”为条件，率阁员集体辞职，让位于袁世凯。15日，众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当天，云南得到消息，不明真相，开会讨论应对方法。

　　周钟岳对袁就任临时大总统一事，坚决主张不发表赞成的电报。

　　虽然当时的蔡锷和黄兴、孙中山一样，尚未完全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但他还是接受了周钟岳的意见，未对袁就任临时大总统之事作出表态，充分体现了对周钟岳的尊重。

　　蔡锷离滇后，周钟岳也接总统府政事堂电文，要他到京觐见听候任用。蔡锷听到消息，果断报请上峰，委任周钟岳为经界局秘书长。

　　周钟岳一上任，就团结经界局同事，加班加点，联手合作，制订了《经界法规草案》，编辑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二本工具书，为开展今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然而道不同，难相与谋。蔡、周欲“俚定田制以利民”，袁世凯政府的想法却是“增加赋额以裕国”。一为民生福祉，一为库囊丰盈，南辕而北辙。可以说在经界局，蔡锷是徒有雄心，周钟岳是枉有热肠。

　　蔡锷与周钟岳谋划一出双簧戏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没过多久，袁世凯悍然下令让伪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又指使各省的所谓“请愿代表”向参议院递呈《变更国体请愿书》。一出被全国老百姓逼迫无奈只好当皇帝的假戏，正在被袁世凯编导并倾情上演。

　　袁世凯的这些鬼把戏，蔡锷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但政治斗争是要讲求策略的。蔡锷将来要用枪推翻袁氏政权，不宜过早暴露目标。周钟岳记得，一天，蔡锷曾愤慨地对他说：陕人路某向公府告密，说滇省反对帝制，蔡锷也信件来往参与谋划，致使自己的私寓遭到了查抄。蔡锷私宅被查抄这件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因查抄一无所获，袁世凯遭到各方痛谴。袁世凯只好以“系劫匪所为” 塞责，并枪毙了几名替死鬼堵人之口。

　　蔡锷与梁启超多次密商，认为发动护国一役已势在必行，这不仅是为了保全国体、制止封建帝制死灰复燃，更是为了为全体国民争取应有的基本人格。

　　1915年11月11日，蔡锷秘密来到天津，声称需要治病，住进天津共和医院。离京前，他嘱咐周钟岳带上所有重要文电和电码本随后到天津。16日，周钟岳遵照安排到天津与蔡锷秘密会晤。为了掩护蔡锷安全脱离袁世凯的监控，蔡锷与周钟岳谋划演出一场瞒天过海的双簧戏。

　　11月19日，周钟岳接到蔡锷电话，告知自己已搭乘日本客轮“山丸号”前往日本。周钟岳立刻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步骤，用蔡锷的口吻写了一份请假报告递呈袁世凯。袁立刻发电报给蔡锷，催他回北京疗养。他哪里知道，在周钟岳一纸烟幕的遮蔽下，蔡锷已经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袁世凯发现上当后，派人到经界局搜查蔡锷以往的电文。有经界局人员报告：所有文电此前已被周秘书长带到天津去了。周钟岳因此受到了监控。11月底，周钟岳终于找到了一个脱身机会，再次潜到天津，藏身于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旅店。他化名周谧，装扮成商人，于12月8日携带家眷在天津火车站上车，辗转七八天来到日本东京，“如鸟脱樊笼”。其时，蔡锷已取道香港、越南，奔赴云南，准备吹响讨袁集结号。

　　蔡锷19日到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一周后，再造共和的枪声就声震云寰了。

　　周钟岳对蔡锷百般维护

　　周钟岳身在日本，心却早就飞回了云南。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在讨袁护国第一线和亲密战友蔡锷等并肩作战，抛洒一腔热血。但是当时港英当局已与袁政府达成某种默契：严格管控出入境人员，以防反袁人士集聚。致使周钟岳回昆无望。蔡锷率领的护国第一军在川南战场喋血苦战的消息，常常使周钟岳欣喜交加、热血沸腾，夜不能寐。

　　风起云涌的护国运动，使袁世凯很快陷入“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灭顶之灾中。一个月之后，袁世凯一命呜呼。“复辟称帝”顿成黄粱一梦。

　　令人欷歔不已的是，蔡锷以病弱之躯，殚精竭虑，力挺恶风险浪，担当泰山般沉重的历史道义，终至病入膏肓，只好离国到日本就医。周钟岳得到消息，立刻赶到日本九州的福冈医院看望。蔡锷躺卧病床，人已显得十分消瘦憔悴。见到周钟岳，他喜不自胜，强打精神，双手拉住这位云南挚友，托付他去四川协助代替自己的新任川督罗佩金，为四川人民造福。说话时，蔡锷言语已经失音，周钟岳心如刀绞。那天周钟岳正在赴川途中，船抵汉口，突然传来蔡锷于11月8日溘然病逝的消息。周钟岳不胜惊愕，不胜悲愤。国家痛失栋梁，云南痛失豪俊，自己痛失挚友。天不假年予英雄，让人肝肠寸断。周钟岳椎心泣血，于颠簸船舱中赋《挽蔡松坡将军四十韵<五言排律>》一首，寄托自己的绵绵哀思。诗的末尾部分，用“相看频握手，絮语欲回肠……天涯成永诀，汉上惨闻丧。……济时功未了，知己谊难忘。……”等饱含血泪的诗句，抒写了自己作为蔡锷的知交挚友的无尽哀伤。

　　为了让蔡锷的精神永远成为鼓舞人民的力量，也出于对友人的深切真情，周钟岳曾建议筹资为蔡锷铸造铜像，并打算为蔡锷辑刻遗著，同时请求梁启超、章士钊向有关部门建议，将蔡锷事迹编入国史列传及建立专祠。

　　周钟岳在蔡锷生前与之肝胆相照，对他忠诚不贰，甘于效命。蔡锷离世后，他对蔡锷更是百般维护，一有机会，必加颂扬。蔡锷的形象，在他的记忆里，在他们友谊的丝绢上，是那么洁白无瑕。当《朝报》总经理王公弢的文章里出现了对蔡锷声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字词，他像眼睛里飞进了沙尘，容不得这种玷污了。

　　他在《斥王公弢之妄言》中写道：“‘经界’是我国历代要政，……予时在松坡先生幕府，见其治事甚勤，安有如公弢所言，惟逛娼赌博，以求消遣之事！”

　　周钟岳在文中，也对王公弢表示一定程度的谅解，说他的本意可能在“形容蔡松坡先生受监视，故娼赌以自韬晦”，但实际效果则帮了倒忙，有意无意贬损了蔡公的人格。他说，报纸诬蔑活人，被贬者还有机会辩白，被损害者是已故之人，就会让死者“含终古不白之冤”。并毫不客气地说，对于一个新闻记者，这是最不道德的。

　　王公弢认真阅读了周钟岳的文章，觉得说自己贬损蔡锷人格，是不能接受的一顶大帽子。第二天他就做出快速反应，在《朝报》上刊出《上周副院长书》，进行辩解。他除了努力表明自己不可能也丝毫没有贬损蔡锷之意外，坦率承认《纪实》一文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华帝梦》和北京共和书局印行的《洪宪八十三天记》。他说，梁启超和蔡锷都是中华书局的股东，因此他对书中内容深信不疑。他还拿出蔡锷夫人当初“脱离夫妻关系”的登报声明。《声明》中的离婚理由是：“蔡锷混迹于秦楼楚馆，本人不堪忍受。”以此说明自己在《纪实》中的描述并非凭空杜撰。

　　这份辩白，暴露出一个天大的漏洞——纪实文章怎能采用小说的内容作为资料？周钟岳又捉笔疾书，写成《答王公弢》一文。

　　周钟岳在文章中说，《新华帝梦》和《洪宪八十三天记》都是小说，书中有关蔡锷的描写，多有渲染失实之处。王公弢所写文章，既然称为“云南护国起义史实”，就须尊重历史事实，严格按照历史原貌来写。而不应把小说情节当做史料。

　　文章在《正义报》刊出后，王公弢自觉理亏，自此沉默不语。

　　事情过去多年，我们现在平心而论，从来英雄多传奇。这些传奇，或者是真实事件基础上的渲染强化，或者纯属虚构。但周钟岳对王公弢的笔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即要把史学和文学区分开来，切莫把演义当成真实的历史来读。当然，周钟岳为此胸中燃起怒火，一方面表明他对蔡锷的爱戴达到了常人所不及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许他还认为，当时中国的抗日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特别需要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特别需要发扬光大蔡锷拚掷性命、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大无畏精神。在这样的时候，在英雄创建功业的蔡锷的第二故乡云南，对自己的民族英雄喷染哪怕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杂色，都是不能容忍的。他是在一个必要的时候，在一个必要的地方，为了一个必要维护的荣誉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