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重视自己书信 公开前要求影印一份先看看

　　张爱玲对于自己的书信多么重视

　　庄信正

　　庄信正，1935年生，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现已退休，定居纽约。著有散文集 《异乡人语》、《流光抛影》、《展卷》、《文学风流》、《忘忧草》、《异乡说书》等，评论集 《尤力息斯评介》、《海天集》、《面对尤利西斯》等；编有 《张爱玲来信笺注》、《中国现代小说选》等。

　　《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庄信正编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张爱玲手稿

　　庄信正

　　西方颇有些作家以文情并茂的书信为人所知，以英国而论，就有蒲柏、菲茨杰拉德、拜伦和伍尔夫夫人等；十八世纪的查斯特菲尔德勋爵基本上是个政客，没有任何创作传世，却在文学史上留下芳名，所靠的就是他写给儿子和教子的数百封恳切的家书。（另外他接到约翰逊博士那封辛辣的驳斥信后“宽大为怀”的反应也反而成为佳话。）

　　尤其晚年，张爱玲怕与人来往，怕接电话，也往往怕收到信（因而需要回信），加以她写信费时费神：“我写信奇慢，一封信要写好几天。”有个记者掏她的垃圾时发现她写给夏志清先生一封信的草稿。事实上，我想，除非不得已她总避免写信。这样，无论在量和质上她的书信当然都不能与查斯特菲尔德勋爵或伍尔夫夫人等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无可置疑，她的片纸只字都有参考的价值，遑论手札。

　　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生前告诉我，他整理她的遗物时看到宋淇邝文美夫妇、夏志清教授和我给她的信。式同并说他注意到有些函件她没有拆封；她自己也不止一次提到为了专心写作——后来变成忙于应付“虫患”和照顾自己的健康——而往往不立即启看亲友（甚至姑母）的信（参看她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三日来信。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来信说“我直到今年找房子住定下来才拆看你这几年的信”）。带反讽意味的是，这样一来，有些信函倒可能是因此才得以保存下来。

　　这情况我当年已经知道。除非有事或者太久没有她的音讯而挂虑，我避免打扰她，让她感到回信的压力；而且出于一种矜持心理，觉得不便多问关于她著作的事或别的文学问题；所以她的来信内容同鲁迅一样大都涉及私事和日常生活；到了晚年，几乎每一封都在谈虫患、健康或导致的屡屡搬家的困扰（一度竟“天天搬家”；见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来信）。我给她写信时便只能殷切地表达我的关怀，提出恳挚的建议。

　　经我注解，她给我的信曾于二○○六年九月起在台湾《印刻》月刊连载，随后以《张爱玲来信笺注》为名结集出书（二○○八）。（上海《书城》月刊也连载过。）该书只附收了我当年自己留过底的给她的十三封信。出版不久宋以朗在其博客“东南西北”透露他手边有几十封我给张的书札（就是式同遵照张的遗嘱寄给他父母的），并表示希望能与那十三封聚合。接着又影印发表了我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给她的年卡及所附的短简。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接到他的电邮，告诉我据他查核，他手边的是我一九八三年起给张的信，并指出其前各封想必是她搬家时逸失。随即把我的五十三封信函原件寄还：里面有四封信同那十三封重复；有四函只有封套而没有信。

　　现在就加入以朗退还的我给张爱玲的信，增订结集出版。共收她的来信八十四封（或许有一二短简——她所谓的“便条”——因数次大搬家而散佚或误置，至今始终无法找到）。第一封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最后一封写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五日（她死前十一个月），中间相隔二十八年三个月九天。来信最多是一九六九年，有九封；这与她那年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接我的工作遗缺有关。其次是一九八三年，有八封。上半年五封，多半是谈唐文标盗印她作品的事；下半年的三封开始提到“虫患”问题。有两年连年卡都没有收到，猜想是因为一九七五年她在忙着写《红楼梦》的论文和英译《海上花》；一九九○年则为病虫交迫，穷于应付，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了。

　　我给她的信应当超过一百封，本书收了五十封（另外附收了一九八八年四月三十日未写完、未付邮的半封），接近总数的一半；这当然要谢谢宋以朗。第一封写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七日，已经是收到她四十九信之后了。这也是我留过底的第一封；留底的原因是她与那封信同时退还了我呈请她改正的文稿《 桃花扇——重读张爱玲》，使我深感振奋。我给她的最后一信写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旬，是贺年片上所附的短简（没有留底，由她保存下来，就是以朗在他博客上影印发表过的）。鉴于她当时健康情况越来越坏，更不愿去信打扰她，完全没有料到八个多月后她会突然辞世。（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六年间有十九个月没有接到她来信。）

　　《笺注》中只对张爱玲的信就其内容本身及所涉人物、事件、地点和典故等作了注解，我的十三封没有附加说明。本书在空间容许的范围内不但对她的信尽量详细阐释（做这工作时我想到人们注莎士比亚时的兢兢业业的心情），而且对我给她的信也加了说明，相当于为她的信作进一步的注解。查日记，找资料，花了不少时间，希望能加强她那三十年当中生活、写作和健康情况的前后连贯性，有助于读者对她的理解。

　　经出版社建议，本书附收内人一篇和我两篇追忆张爱玲的文字。我的两篇是一九九五年九月她猝逝后应台湾报刊之邀、怀着惊愕和悲痛匆忙提笔赶出来的。荣华记忆力比我好，写的又是获得张爱玲仅有的一次“召见”而做的通宵长谈，属于第一手记录。这三篇可以作为书信的背景资料。至于我的长文《桃花扇——重读张爱玲》虽然本书中屡屡提到过（如她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的信和我同年七月十七日的信），却因后来编进一本文集，涉及版权，这里无法收入，很觉遗憾。

　　宋以朗退还的我给张爱玲的函件当中有她在几个封套背面留下的手迹，可算是另一侥幸的机缘。除了不经意的涂抹以外，有类似书信草稿或写作提纲的字眼。有一处比较长，但十分潦草，而且涂改得很乱，难以辨认；内容却又耐人寻味，我试着作了解读，聊供读者参考。她在我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去信的封套背后所写的片段提到我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去信的部分内容，对此我作了解释。另外，我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给她的年卡封套内夹有她抄我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给她的长信近乎全文。是什么原因？使我纳闷，也影印留个记录。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三日张爱玲来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的信发表没关系。如果有声明请不要告诉人的话，需要涂抹得绝对看不见，若是原件付印的话。通常要找人用稿纸抄一份，抄手往往有错字，排字又再添一批错字。遇有英文字，连print 都会拼错，第一个字母又爱滥改大写。只好请多校两遍。还有我离开Kingsley 后这几年的信涉及近况，我自己预备写一篇。这几封信是否公开，要请先影印一份寄给我看看，比较妥当。

　　可以看得出她对于自己的书信多么重视；尽管现在离开她去世已经十七年，人与事都发生不少变化，本书在编注方面仍然尽量遵守她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