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带火"红高粱文化节" 高密四宝也搭上顺风车

　　泥塑、茂腔、剪纸、扑灰年画，这就是高密四宝。作为土生土长的高密人，莫言曾不止一次对媒体表示，高密四宝对于自己的影响颇大。不管是《蛙》里的泥塑大师，还是《檀香刑》里的茂腔，都曾影响过莫言的创作，而也正是因为莫言，让它们名扬世界。如今，在莫言火了之后，高密四宝也开始发力，打造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化产业链。在今年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上，莫言的出现，也引发了高密当地的民俗文化的一些变化。

　　莫言带火　“红高粱文化节”

　　与之前的两届红高粱文化节不同，今年的红高粱文化节吸引了大量的媒体前来采访，这在当地宣传部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今年我们宣传部所有人全部出来做接待了，开幕式当晚的通稿都没有人来得及写。”一名高密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这样对记者说。

　　如果按照之前两届红高粱文化节的操作理念，在文化节开幕之前，当地的宣传部门会与一些媒体主动进行联系，邀请媒体前来参观，而今年高密当地的宣传部门并没有对媒体进行邀请，仅仅只是在新华社发了一条简讯通稿，却吸引来了数十家媒体记者。

　　理由也很简单，只是因为“莫言可能会出现在红高粱文化节的开幕式上”。

　　从2010年就开始举办的红高粱文化节，如今已经是第三届了，在此之前，知道该文化节的人并不算多，甚至有人认为，是莫言的出现造就了“红高粱”这一品牌，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才让红高粱文化节应运而生。

　　对此，莫言在开幕式上予以否认。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邵春生则向记者解释了举办红高粱文化节的原因：“其实从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国家提出要发展弘扬文化，我们就已经有了举办文化节的想法。”作为潍坊下属一个只有1605平方公里的县级市，高密的文化元素很多，尤其是民俗文化，甚至有着三贤(晏婴、郑玄和刘墉)四宝(扑灰年画、茂腔、泥塑和剪纸)的说法，因此如何命名这一文化节，也就成了一个问题。“最后我们定为了‘红高粱文化节’，一是因为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二是因为电影《红高粱》在这里拍摄，三是因为红高粱这种植物本身就跟我们高密人有着相似的性格。”邵春生这样表示。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首届红高粱文化节开幕时，莫言非但与诺贝尔文学奖无关，甚至连“茅盾文学奖”也尚未取得，因此对于如今有些人所说的举办红高粱文化节是“攀附莫言”的说法，邵春生觉得很是无奈。

　　不过不管怎么说，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因为莫言而变得红火起来，莫言效应和诺贝尔效应让高密今年的红高粱文化节有了别样的意味。

　　唯一的泥塑90后

　　同样受到莫言效应影响的，还有进入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保护名录的高密四宝。

　　在莫言的作品《蛙》中，曾对高密泥塑有着非常精彩的描写：“我们秦大师，每捏好一个泥孩，都会在它的头顶用竹签刺一个小孔，然后扎破自己的中指，滴一滴血进去。然后揉合小孔，将泥孩放置在阴凉处，七七四十九天之后，这才拿出调色上彩，开眉画眼，这样的泥孩，本身就是小精灵……秦大师的泥娃娃，每当月圆之夜，都能闻笛起舞，一边跳一边拍巴掌一边嬉笑，那声音，就像从手机里听到的说话声，虽然不大，但非常清晰……”“莫言先生所说的泥塑大师，其实就是以我们聂家庄的泥塑师傅们为原型进行创作的。”1990年出生的聂鹏，如今是聂家庄里唯一一个从事泥塑的90后艺人，其父聂臣希出生于1965年，如今算是庄里中生代泥塑艺人的代表，而如今老一代的泥塑艺人中，年龄最小的也即将进入花甲之年。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聂鹏买了不少莫言的小说看，尤其是《蛙》里对于泥塑大师的精彩描写，也让他有了不少想法：“要求新，要求变，不要老守着老一套过日子。”

　　聂鹏所说的“老一套”，是指村里泥塑艺人们传统的生存方式：每年冬天制作泥塑作品，然后放在家里静待老客户上门取货收钱，一个小“叫虎”价格不过才两块钱，一天做下来，这种小型“叫虎”能做三四十个，不过赚几十块钱而已。

　　泥塑与时俱进，喜羊羊都有了

　　聂鹏所说的求新求变，首先是在传统设计上求新求变，“喜羊羊与灰太狼、变形金刚、流行的动漫元素、十二生肖都可以是我们创作的新种类。这个东西就得跟市场对接，如果只是我们做了几十年的叫虎、关公，那就毫无意义了。”

　　除了设计上求新求变，销售上也应该改变，聂鹏与父亲如今没事儿就往外跑，在他看来，老呆在家里等客户上门是不靠谱的：“你得让市场接受你的东西不是？能入选国家非遗名录，不见得市场就接受你了。”

　　对于高密泥塑，聂鹏在采访中反复提及“喜欢”二字：“没别的，就是喜欢这个东西，从小看着家里人做这个东西，就喜欢跟着做。”如今聂鹏一家主要靠泥塑收入为主，虽然比不上有钱人，但“肯定要比普通工人一年赚的多”。

　　当然，高密泥塑也曾遭遇过寒冬，对此聂鹏可以说是刻骨铭心。2008年，聂家庄泥塑遇到了市场寒流，最小的叫虎的批发价格跌破了一元钱，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更让聂鹏担心的是，虽然价格极低，但是上门来收购或订货的人却少之又少，这也让聂鹏开始静下心来琢磨其中的原因。

　　尽管只有高中文化，尽管并不太懂得市场供求理论，但是聂鹏显然分析出了一些原因：“以前的孩子玩叫虎的多，90后我这个年纪的，如果不是本地人，可能能接触叫虎的人也不多，至于00后，可能他们更喜欢玩I-PAD，玩《愤怒的小鸟》，看《喜羊羊与灰太狼》，那么我们传承了多年的老式的叫虎或者其他泥塑作品，能跟这些东西竞争么？”

　　如今，聂鹏已经开发出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的泥塑作品，并且即将投入到生产中去，他说服父亲只要有走出去的机会就一定要把握住：“不出去，不交流，不主动宣传，谁会认识你呢？”而父亲对于家里这个“文凭最高的人”的建议，也选择了采纳，因此每有类似的展览会，不管是国家级、省级还是当地的，聂鹏都会跟父亲去参加，哪怕要缴纳一部分高额的展位费用。

　　动画版茂腔

　　与聂鹏如今努力的求新求变相比，作为高密四宝中唯一一个以声音为主的国家级非遗，茂腔的变革之路早已展开。

　　作为高密当地一个传承百年的古老戏种，茂腔也曾被莫言写入到小说中去，在《檀香刑》中，就曾不止一次写到村民们唱着“猫腔”(即茂腔)与官府对抗，莫言也曾在《檀香刑》后记中记录过茂腔在高密的受欢迎程度：“乡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够哼唱猫腔，那婉转悲切的旋律，几乎可以说是通过遗传而不是学习让一辈辈人掌握的”。不仅如此，在五莲、胶州等地，茂腔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受众度极广的戏曲剧种，如今正面临着观众老龄化的问题，“如今听茂腔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如果不能让孩子们喜欢这门艺术，那么就很危险了。甚至比茂腔传承后继乏人更让人担心。”高密市艺术剧院党委书记史炜这样表示。

　　因此求新求变，尤其是吸引儿童也就成了茂腔的当务之急。

　　2011年，动漫版的茂腔剧《墙头记》在高密的各大中小学和电视台开始播出，同时也出现在了网络上。这部与青岛科技大学合作的动漫作品虽然只有7集，但是在播出后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对此史炜也觉得很高兴：“以后我们还会尝试用新形势来展现茂腔，抓住孩子们的心，只有他们喜欢了，茂腔才能活下去。”

　　与泥塑一样，茂腔的未来显然也掌握在孩子的手里，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上世纪80年代，高密等地喜欢茂腔学习茂腔的孩子很多，“我们最近这几十年的招生，(19)76年那一届是比较多的，收了30多个学生，之后的几届人就开始少了。”据史炜回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前后，彼时正是莫言的新作《檀香刑》出版，这部小说当时让不少人开始重新关注茂腔：“大概是2003年我们又招了一次生，这次人稍微多了一些，10多个吧。”

　　政府买戏让茂腔重新火起来

　　茂腔历史上曾有过两次辉煌。

　　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茂腔进京汇演反映计划生育题材的作品《盼儿记》。

　　第二次则是在2009年，央视戏曲频道的《燕升访谈——戏苑百家》　专门与莫言一起谈了高密茂腔，同时高密茂腔剧团的演员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茂腔。

　　这两次进京，在史炜看来有着别样的意义：“其实第二次进京，更多的是在印证茂腔的生存环境的改变。”

　　如果让史炜在“后继乏人”、“观众老龄化”和“演员无积极性”三个问题中排序，那么“演员无积极性”无疑会被他当做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来看待。“以前就是这样，票房收入团里均分，不管是主演还是龙套，拿的钱一样，大家都没动力，而且也没有经济支持。”

　　为了能够拯救茂腔，高密市文广新局局长邵春生尝试了一个新的方式，即买戏：“政府出钱一年买剧团100多场戏，你们是送剧下乡也好，还是举办茂腔周也好，总之你要一年演够这些场次，然后你们根据演员的演出时间和演出的重要性来发钱。”

　　在史炜看来，这一举措彻底挽救了原本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茂腔：“胶州、五莲等地以前也有茂腔剧团，但是现在都不如我们做的好，也有一些城市的茂腔剧团干脆就解散了，这个东西一旦解散了再想重新拾起来就很难了。所以现在外市不少剧团也来找我们学习。”

　　如今史炜的剧团一年要演出至少120场戏，送戏下乡、对外交流汇演、举办大型的茂腔演出活动、消夏晚会……这一切让茂腔剧团再度红火起来。

　　更让史炜高兴的是，在高密市有关部门的帮助下，2008年高密当地曾进行过一次“选秀”活动，选了40多个孩子送到潍坊艺校，而这些孩子毕业后还会回到高密当地，以传承茂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