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谦谈《江南Style》:用最粗俗方式讽刺人们品位

　　截至上个月31日，韩国歌手“鸟叔”的《江南Style》MV在YouTube网站的总点击量达到6.027亿次，排在第三位，仅次于贾斯汀·比伯的《BABY》(7.9亿次)和珍妮弗·洛佩兹的《On the Floor》(6.1亿次)。从今年7月15日首次公开后，《江南Style》的MV仅用了52天，其在YouTube的点击量就超过了1亿次，而后，又在公开后第66天和76天，点击量分别突破了2亿和3亿，而点击量达到6亿也仅用了109天。在《江南Style》走红后，“鸟叔”获得了十多个广告的邀请，净赚约合8千万元人民币，此外还有来自下载、唱片、演唱会等各种收入。《江南Style》在商业上的成功显然毋庸置疑，但它在艺术上是否同样成功，却并没有得到统一答案。

　　观点：每首歌都有艺术价值

　　发言人：姚谦

　　用最粗俗的方式讽刺了时代

　　“以一个中年男人的卑微心态为出发点，用一个最容易被大家接受的讽刺性的命题，演绎了一首老少通吃作品。”本以为姚谦这样的音乐人会对《江南Style》嗤之以鼻，但他却给出了正面的评价，同时也肯定了《江南Style》的艺术价值，“不要认为只有那些包含文学性、哲学性的作品才有艺术价值，《江南Style》一样有它的艺术价值。”姚谦认为《江南Style》用最粗俗的方式讽刺了这个时代人们的错位的品位和渴望，“在物质丰富的年代，人们对仿名牌盲目推崇，对灯红酒绿的生活疯狂追逐，《江南Style》点出了这些问题，这就是它的艺术价值。”姚谦称，这类缺少音乐原创性的作品生命周期只有半年，“而如果歌手的下一首作品没有超越这一首，人们就会很快转向新的歌曲和歌者。”

　　观点：点击率不能判定音乐好坏

　　发言人：陶喆

　　十年后还会觉得他很棒吗？

　　“有人可以告诉我，《江南Style》在红什么？”陶喆直言不讳自己不解《江南Style》为何走红，“那几个月我一直在台湾，整个大街都在播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我就很不理解它有重要到台湾媒体这么播放吗？”陶喆承认平时没关注韩国音乐，若单从音乐工作者的观点来看，《江南Style》的舞蹈的确可爱，但音乐本身没有什么原创和创新，“作品的好坏不是取决于点击率和榜单，那只是一个数字，而在于有没有让音乐变得更好，十年之后你还会觉得他很棒吗？就像你会觉得一本书、一部电影会触动你，让你在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都深受影响，好的音乐是打动一个人，他再去影响其他人，创作你懂的东西，说你会讲的故事，能够打动你的，无论什么类型都是好的音乐。”

　　观点：音乐价值与商业成功分开论

　　发言人：崔健

　　它不是音乐上的成功

　　崔健认为《江南Style》从技术上分析应该算是一首老歌，“和20年前的M.C.Hammer的歌曲很像。”M.C.Hammer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说唱乐人物，嘴皮子功夫厉害，舞技更是了得。他善用音乐录像形式来表现他的作品，其中融合了令人炫目的舞蹈动作、精致的灯光与舞美设计。“《江南Style》结合了中年坏男人渴望充满性感挑逗的爱情的内容，是舞蹈上的成功，曲调适合各种画面，传播完全符合时代的特点，从网络市场开始入手。这就像当年很多人去做MV，成功的逻辑在那里，但对我来说它不是音乐上的成功。”崔健称自己一直关注流行乐坛，因为摇滚乐就是流行的一种，“时尚的东西是好看，但摇滚乐才是更有力量的东西，就好像烤肉和青菜豆腐的分别。而未来人类对能量的欣赏将变成主流，比如奥运会的花游已经从舞蹈式的动作变成了魔鬼精灵式的动作，展现出了惊人的能量。而中国好声音前几名的选手也都放弃了传统审美，转而展示能量。当能量逐渐成为主流，摇滚乐就会出来。”

　　如何让一首歌变成新人名片

　　如何创作出一首既有口碑又有市场的歌曲，这是一个问题。当新人的朝气蓬勃与老将的老到沉着狭路相逢，或许能给我们带来听觉的惊喜。姚谦和黄夕倍、程恢弘两位新人歌手在“新能量音乐计划”这一甄选创作新人的舞台中相遇，老到与新鲜碰撞激荡出了阵阵火花。商业符号的去留、艺术感染力的强弱，细致到每一个音符都经历着反复地修改调整，再修改再调整。如何让一首歌能变成一张名片，让新人能有机会在艰难的大环境中脱颖而出？真的没那么简单。

　　黄夕倍 展示更多的音乐形式

　　“所有人都在说唱片已死，但就算生在肖邦的时代，也不一定能成为肖邦。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出来，有什么权利这么说。”

　　将黄夕倍称为去年内地乐坛涌现最有特色的新人并不为过。一年前，她凭借独特的嗓音和气质在“花儿朵朵”选秀中获得亚军。现如今凭借选秀活动出道的新人不再会像几年前一样在一夕之间就能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但同时他们也会因此有时间按部就班地走完新人该走的道路。这对黄夕倍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她并不是想通过音乐谋生或者成名，只是想让大家看到更多的音乐形式。

　　黄夕倍将“新能量音乐计划”称为专业版的选秀比赛，她这次不再只是和对手PK歌艺晋级，而是要完成从创作到录音的每一首音乐作品诞生必须经过的所有流程。“最早接触的纯人声作品是朱哲琴的《阿姐鼓》，当时听不懂，就是觉得这种声音真不错。”黄夕倍交给姚谦的是一首纯人声歌曲，不使用任何乐器伴奏，完全由人声清唱完成整首作品。“目前这一两年，我会一直努力做纯人声音乐。大家的关注很重要，我不是希望自己的音乐永远在小众的圈子里。我只是希望除了最炫民族风、传统流行歌这些现有的形式，能让大家看一些不同的音乐类型。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觉得它是好的，但要让大家知道音乐还有这种形式。”

　　黄夕倍认为好音乐可以兼具商业与艺术的双重价值，但是商业却不是评估艺术行为的唯一标杆，“商业是把双刃剑，看你怎么使。于我自己创作的习惯和态度来讲，创作的时候如果不是全情投入地去用音乐符号刻画作品的话，那还真无法做出我最热爱的东西。我觉得做音乐和做蛋糕一样，要用心，要调动起全身的感官，一旦作品完成了，到了货架上，那就不是我擅长的事情了。”当下的大环境并没有给乐坛新人优越的土壤，但黄夕倍却并没有摆出叫苦连天的姿态，“所有人都在说唱片已死，但就算生在肖邦的时代，也不一定能成为肖邦。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出来，有什么权利这么说，如果是一个大师，他真的做出来东西，他也不会是这个言论。只要我们很坚持做了，可能一百万个做音乐的人中只有一个成功，或者一个都没有，那又怎样；如果一百人都说唱片已死，更可怕。我情愿大家都在做事。”

　　程恢弘 做有态度的流行音乐

　　“一定要写真实的自己，不是产品化的东西，歌未必特别好听，但故事是真实的。”

　　在参加这一届光线“新能量音乐计划”之前，程恢弘已经在圈中摸爬滚打了5、6年，有作品、有经验，但欠缺一个成名的机会。但他似乎无论如何都不准备放弃，“也许歌未必好听，但它背后的故事都是真的。”做有态度的流行音乐，这是程恢弘创作的准则。

　　程恢弘的作品是一首融合摇滚风格的情歌，他称自己写的是一首“有一点态度的流行音乐”，“有一点态度指的是一定要写真实的自己，不是产品化的东西，歌未必特别好听，但故事是真实的。”同时程恢弘也不否认这首歌里包含着大众偏好的商业符号，“只要真实的东西，不会不接地气儿，都带点商业符号。”这首歌名叫《爱的舞者》，是程恢弘生活中的爱情感悟，“姚谦说他选上我之前，把我所有的作品都听了一遍，足够好听，努力保有了自己的气质，但还需要调整。”以程恢弘多年的功力，《爱的舞者》绝对是一首完整的音乐作品，但到了姚谦手里，还是否定了之前的编曲，“之前编曲是乐队录制的同期，会有大段的器乐部分，没有人声唱，姚谦老师承认这个耐听，也想让它有立刻传唱的可能性，一上来应该直接进入歌曲的部分。”相比香港流行音乐，程恢弘偏爱台湾歌坛的那些创作圣手们，比如姚谦和李宗盛，“我常常听李宗盛、姚谦的老歌，在一个时代中能留下的东西，未必在编曲配器上多么时尚，但歌词一定是经典的，所以我坚持写中文歌。现在不少年轻的歌手都喜欢写英文歌曲，因为英文的吐气发声比中文歌容易，这是一个小捷径。”

　　在圈中摸爬滚打多年，程恢弘深切地感受到大环境不好给新人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端，“身边听音乐、买正版唱片的人有，但很少，当下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忙于赚钱。家人起初也反对我做这一行，给我设定了一个常规的人生道路，而我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我喜欢，我不知道出到第几张能好起来、能有物质基础、能让我更好地做音乐，但我会一张一张地出。”程恢弘解释说，所谓“好起来”，就是有很多人会期待着你的作品。

　　■对话姚谦

　　谈新人

　　不要停留在成名的那一刻

　　北京晨报：和黄夕倍是如何沟通交流的，她写的歌怎么样？

　　姚谦：她给我的是片段式的旋律，我需要做的是把这些内容整合起来，帮她构架出一个适合录音的东西，中间故意缺了那么一两块，再扔回给她。黄夕倍说自己是一个完全没有录音经验的人，我的工作就是安抚她，让她不要怕。录音作品不是商品，而是一张名片，新人歌手能通过这张名片引起人们的关注。很多人都说黄夕倍是一个爵士名伶，我觉得她是一个表演天才，爵士乐只不过是她表演的部分，她的能量绝不仅止于此，她真的很有想像力。

　　北京晨报：请您点评一下程恢弘的创作，同时也点评一下这位新人。

　　姚谦：程恢弘和黄夕倍正好相反，我给他的是命题作文。程恢弘已经在圈里发展了好几年，不管是对内地还是对港台的模式都很熟悉了。他的歌给我的时候已经编得差不多了，但我又打破了他原来的编曲，让他重新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去商业化的过程。程恢弘身上有一种十五六岁少男的气质，但同时他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商业化的符号，我和他讨论的就是如何再诚实一点，而不是用商业化的符号来表现自己。另外，程恢弘是一个帅哥，他知道在自己表演时大家都在看他，但当你关注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音乐性就会下降，所以这部分也必须要拿掉。

　　北京晨报：对乐坛新人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姚谦：有很多人成名的悲剧是“顾影自怜”，十几甚至几十年后还停留在成名的那一刻。因为观众很善良，被那一种声音打动了，但这只是那一刻的成功，但几年后大家就会厌烦。面对时代系统的改变，你必须不停地解构自己，不要只是停留在那儿。我还想提醒那些没有成名的年轻人，音乐可以是一种爱好，在温饱稳定的前提下，坚持你所热爱的音乐创作，但永远不要想靠它成名得利。

　　谈创作

　　面向时代而非舞台去创作

　　北京晨报：在创作过程中您是否有迎合市场和回归本真的矛盾？

　　姚谦：这个矛盾一直都有。我最近两三年的作品不多，第一是大环境不好，唱片越来越少，第二是我写的歌曲中没有商业性的符号，人家不认同我的逻辑，写了也没人要。

　　北京晨报：这两年您都创作了哪些作品？创作时的心态与之前写《我愿意》时是否不同了？

　　姚谦：是不一样了。创作要面向自己，随时解构自己。我给黄雅莉写的歌最近发表了，这首歌叫《廉价的眼泪》，是讲女孩在KTV里为什么会突然唱哭了，我没有用“撕心裂肺地哭”这样符号化的词汇，而是去解构她为什么会哭。《我们都变了》是我写给李心洁的，歌词要表达的是时代的变化。还有一首是写给陈奕迅的《听一千遍后》，我故意让一个很红的歌王去唱这歌内容。在内容上我想表达的是，像张学友这样的歌手唱《吻别》一千遍以后，他自己是什么感受、听众是什么感受，更深刻的思考就是流行音乐和媒体、听众的关系。

　　北京晨报：您所说的去商业化符号具体指的是什么？如何去掉音乐中的商业化符号？

　　姚谦：比如有些人认为唱高音时嗓子唱到沙哑就是摇滚的符号，但其实如果你降一个调也许会得到更好的效果，为什么我们不去掉这个符号呢。音乐中有不少商业化的符号是为了迎合观众和媒体的口味，但这些群众喜欢、媒体喜欢的东西应该被拿掉。因为你第一次用这个符号取悦听众时有了效果，但当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运用它，以为这就是自己的标志时，群众就会说“别骗我们了”。最好的方法就是要不停地解构自己，音乐应该是成长的，它应该面向时代，而不是面向舞台。

　　记者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