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编剧:焦裕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不动产
10月21日,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焦裕禄》热播,这位铭记在历史印记中的模范再一次感动了亿万中国人。
该剧编剧为我省著名作家、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近日,记者采访了何香久,了解到《焦裕禄》背后的许多故事。
本报记者祁胜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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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拍咱爹的片子,是大孝之作!”
记者:最初您是怎样选定这个题材的,又是怎样把它搬上荧屏的?
何香久:2009年10月,在我下榻的北京河北省人民政府办事处,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先生和我谈电视剧《焦裕禄》的选题时,说了一句话:“再过一百年,人们也不会忘记焦裕禄”。这句话一下子让我的血烧沸了。但那时我心里其实是很忐忑的。关于焦裕禄,有上世纪六十年代穆青、周原等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九十年代有李雪健主演的电影《焦裕禄》,焦裕禄的形象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早已定了型,甚至定了性,再写,很难突破。
其实,这部片子的每一个主创人员都和我的心情一样,感到这是一个充满了挑战而又压力很大的课题。前面已经有了几部堪称“巅峰之作”的作品,如何逾越,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导演李文歧说:“这可是拍咱爹的片子,是大孝之作!”这位性格爽直、心热如火的东北汉子,此言发自肺腑,又大有深意。我听懂了这句话,他是在启发大家,用杜鹃啼血的精诚奉献一部展现前辈共产党人风貌的艺术精品。
拟聘的焦裕禄饰演者王洛勇,当时正在美国,他打来越洋电话,讲了一个多小时,谈他对焦裕禄这个人物的认识,谈他对角色的把握。他说“我父亲是个老共产党员,他知道我要演这个片子,几次打电话说:儿子,这才是你真正应该演好的角色,你可千万要演好啊!”接电话的李文歧导演是按了免提键的,洛勇的话让大家都受到了感动。
这个课题最早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被确定为向党的“十八大”献礼的剧目。2011年4月16日在黑龙江黑河开机,7月6日在焦裕禄的故乡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北崮山村封镜,拍了差不多一百天。在兰考外景地拍摄时,国家广电总局蔡赴朝局长曾亲到兰考探班,给了剧组很大的鼓励。
这个本子从策划到现在播出,已历时四个年头。回望来时路,感慨良多。我们交出了一份答券,期待着全国电视观众的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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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后采访焦裕禄故人,每一次都有人泣不成声
记者:创作该剧,您有怎样的采访写作过程?与过去的同一题材作品相比较,这一次有哪些新的发现?
何香久:接受选题后,我沿着焦裕禄的足迹,走了四个多月,四下兰考深入生活,两赴焦裕禄的故乡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北崮山村,也到过焦裕禄学习、工作过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洛阳矿山机器厂(现为中信重工集团)、河南尉氏县,采访过焦裕禄生前的乡亲、战友、同事、领导120多人,最直接的感受是,焦裕禄离开我们四十八年了,一提起焦裕禄,人们还在落泪。《焦裕禄传》的作者之一陈新先生谈到焦裕禄,热泪纵横,每一次采访中都有人泣不成声。在中信重工集团采访,那些八十多岁当年的老工友一个个哭成了泪人。初到兰考,先去拜谒焦陵,焦裕禄墓前摆放的供品——— 蒸馍和苹果,还是新鲜的。四十多年,兰考的乡亲们时常来看望为带领他们除“三害”累死的焦书记,从未间断过。在兰考的日子,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泡桐林。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小泡桐,已长成了三四个人合抱粗的大树,被称为“焦桐”,树大根深,枝繁叶茂。我一个人走在林子里,抚摸那些有灵性的树木,看到的全是当年焦裕禄行走在兰考大地上的身影。
采访结束,我又是半年“闭关”,完成了30集电视连续剧《焦裕禄》的文学剧本。这个剧目的制片方是浙江永乐影视公司和上影集团,他们组织了一流的团队,全力打造一个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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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大于艺术,焦裕禄的故事不容“戏说”
记者:这一部电视剧与以往同类作品有什么差别?
何香久:电视剧《焦裕禄》与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较,有三个方面的不同。第一,电视剧《焦裕禄》展现了这位人民公仆成长的全部历程。尤其是对其“前传”的展现,让人物形象更加血肉丰满。焦裕禄的青少年时代,有着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在家乡读小学时,他就是学校“雅乐队”的成员,能吹笛子、小号,拉一手好二胡。后因家庭变故掇学,被日本人抓进宪兵队监牢,又送到东北大山坑煤矿当苦力,受尽了折磨。他和工友们打死日本监工,为保护工友,他在一位同样喜欢拉二胡的中国矿警帮助下逃出了大山坑煤矿。回到老家山东故乡参加革命斗争,表现得英勇顽强。因此被选调到“南下工作队”,到了河南,留在尉氏县搞剿匪反霸,他与大匪首黄老三的斗争艰苦卓绝,至今尉氏人还在讲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土改之后,焦裕禄做过共青团的工作,之后又作为优秀青年干部被抽调到工业战线,筹建“一五”计划中的大型工业项目——— 洛阳矿山机器厂,完成建厂任务,又到哈工大读书,到大连重机厂实习工业管理。回厂后担任全厂最大的一金工车间主任,主持了我国第一台2.5米大型卷扬机的试制。在洛矿他工作了九年,又到尉氏担任县委副记半年。这些经历,都属于他“前传”的内容,鲜为人知。
第二,电视剧中的焦裕禄,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是一种精神的承载。首先,焦裕禄不应是一个被贴了标签的人物,他不只是一个勤苦质朴的工农干部,而是一个受过传统教育、又进过大学校门、且经过大工业历练的一个有知识、有学养,又有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次,焦裕禄是一个热爱生活,又钟情于艺术的人。在大连重型机器厂实习时,苏联专家很愿意拉他跳舞,是舞会上的“白马王子”。他喜欢吹拉弹唱,文章写得好,说话幽默。这些性格因素也是焦裕禄精神的“源头活水”。第三,焦裕禄是一位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濡染的知识型干部,他的故乡是诞生了孔、孟二圣的山东省,中华传统文化的濡染,孔、孟之乡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故乡山水之钟毓灵秀,在焦裕禄身上,体现着最典型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
我写出了焦裕禄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但仍然把笔墨聚焦在兰考。我把焦裕禄在兰考的470多天排了一个详细的日程表,发现几乎每一天都有让人激动的故事,兰考确是他生命的华彩段乐章。
焦裕禄生活的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他的经历也是共和国经历阵痛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的焦裕禄,他所焕发的人性的光芒,是最耀眼的。
记者:该剧做了怎样的艺术加工?焦裕禄的家人、他当年的同事、兰考的乡亲有哪些意见?播出后各路的反馈如何?
何香久:焦裕禄的故事用不着刻意去设计,也更不容“戏说”。生活永远大于艺术。但电视剧毕竟是艺术作品,有其自身的艺术生成规律。这部戏的大框架以焦裕禄真实的事迹为蓝本,只是在一些细节上进行了艺术加工。为了浓缩戏份,把他在尉氏县当县委书记时的一些事情放在了兰考来展现。片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用的也大多是真名实姓。有些不用真名实姓的实际上是把很多人的故事集中到一个角色上了。
文学剧本第一稿完成后,请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二姐来看本子,她在沧州住了三天,眼泪流了三天。她认可了这个本子,并在家属委托书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又把剧本打印了几十份,给兰考、山东、洛矿方面的同志看,广泛征求意见。很多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北京一位兰考籍的退休老干部,那一段时间每天给我发五六条短信,都是看剧本的意见,我细细抄了下来,他看了二十天剧本,我抄录下来的意见竟有20多页。
这个剧本先后改了12稿,大的修改就有4次。最后一次是在黑龙江黑河的拍摄现场修改,剧组吃盒饭,我因为白天黑夜的连续工作,让剧组的同志送饭时把饭盒挂在门把手上。有一回我饿了,打开门,发现门把手上挂着四个饭盒,这才想起至少有四顿饭没顾上吃了。
剧本拍摄完成后,又把样片拿到兰考去征求意见,焦裕禄生前的老同事、老部下看了,纷纷赞扬,也提出了一些意见,我们心里有底了。《焦裕禄》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立刻收到了强烈反响,首播第一天,焦守云二姐告诉我,兰考那天晚上鞭炮声响个不停。我和其他几位主创人员的手机,这些日子基本上全是“暴饮暴食”,有祝贺、有激励,但更多的是对焦裕禄精神的赞扬。
在近日中视协举行的电视剧《焦裕禄》创作研讨上,著名评论家李准先生指出:“这是一部结合重大题材、史诗品格、励志人生的精品剧,对焦裕禄的历史基础和生命体验,包括他的文化内涵又有了进一步探寻,同时给英雄模范剧的创作注入了新思维。”李准先生称电视剧《焦裕禄》是一个“新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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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精神不动产
记者:焦裕禄精神对于今天,有怎样的时代意义?
何香久:其实我在最初采访时就有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有的甚至更直接,问我“焦裕禄精神现在还有没有用?”
当下是一个强调个人诉求的时代,受日益物化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精神性东西也显见了萎缩。社会正需要矫正的力量。中国的现代性是与魔共舞的现代性。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而焦裕禄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承载,他所体现的“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克勤克俭”的俭朴精神等等,都属于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所以,对那些“焦裕禄精神是不是过时了”的提问,我的回答是:“只要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过时,焦裕禄精神就永远不会过时。”学习焦裕禄精神,不见得是按照焦裕禄的方式去工作和生活,而是把广大人民群众装在心里,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其内涵在于学习焦裕禄的“公仆精神、奋斗精神、求实精神、大无畏精神和奉献精神”。焦裕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精神不动产。焦裕禄的形象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削减他榜样的力量。焦裕禄精神正是目前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鼓舞士气克难攻坚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记者:您本人也是一个领导干部,有哪些个体的体验和感受?
何香久:整个创作过程,是我灵魂的受洗过程。往往写到动情处,我要蒙上被子痛痛快快哭一场才能继续写下去。对比焦裕禄,我觉得自己差距太大了,每当收到我捐助的学生家长写来动情的感谢信,我觉得实在亏欠了人民太多太多。我会时时把焦裕禄当成一面镜子,做一个干净的人,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我写出了《焦裕禄》,这也是我为自己树立的一个人格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