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大饥荒救灾：两位美国记者记首功

　　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关心我们的民众，他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要在大灾荒里找些可写的东西。无非是在找新闻的时候，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他，震撼了他，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正义感，要为之一呼。

　　[史料记载]

　　白修德(1915-1986)是美国人，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因为热爱中国，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发生大饥荒，便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篇报道，寄回美国发表。但未引起充分注意。《大公报》的“停刊事件”后，当局严密封锁新闻，这反而激发了白修德探寻真相的强烈愿望。1943年2月末，他和另一位美国记者(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道，冒着艰险来到河南。

　　这两个神通广大的美国记者，搭上了一架军用飞机离开多雾的重庆。一路颠簸，白修德和福尔曼来到了当时的河南省会洛阳。洛阳天主教会主教美国人梅根找来了三匹马，陪同他们在河南乡村调查。在马背上旅行了两个星期，所见灾情令白修德触目惊心。离开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宴请了白修德三人。有心的白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计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馅饼上撒满了白糖。白修德说，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之严重才能挽救灾区无数人的生命。于是，白修德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写成了《等待收成》一文，因害怕被扣压，他没有发回重庆检查便将报道通过洛阳的商业电台发回美国纽约。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美国人士开始通过教会等机构向河南灾区提供救援。回到重庆后，白修德去找了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人们告诉他，在中国，你找别人都是白找，没有用。只有蒋介石说话，才能起作用。见蒋介石是不容易的。白修德已经得罪了宋美龄，只好去找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帮助。宋庆龄努力了五天，蒋介石终于接见了白修德。白修德清楚地记得，蒋介石在开始听取他的报告时，带有明显的厌恶情绪。他向蒋介石申明，军队的强征军粮让老百姓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　救灾物资根本就没到灾区；大批农民逃荒要饭，几百万人饥饿而死；　在受灾最重的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蒋介石眉头一蹙，赶忙打断了白修德的话头：“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我亲眼看过狗吃人！”

　　蒋介石又否认：“这也是不可能的！”

　　话已至此，白修德只好将等在办公室之外的福尔曼叫了进来。福尔曼的手中，拿着他们在河南灾区拍摄的照片。有几张照片清楚地显现，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此刻，蒋介石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相信了白修德和福尔曼的报告。之后，在这个中国一号人物的强力干预下，河南的救灾行动还是迅速启动了。

　　[人物命运]

　　1944年初白修德返美休息，开始着手写作《中国的惊雷》，这是记录他访问延安的作品。出版时由写《西行漫记》的斯诺作序。白修德坚信中国内战将会爆发，而蒋介石会一败涂地。因为对蒋政权的反对，白修德被认为亲共，在麦卡锡主义兴起时，职业生涯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得不远走欧洲。

　　福尔曼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专业，1930年初来到中国。1944年夏，福尔曼冲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此书后来被译为　《北行漫记》)，被誉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