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对待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理智对待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陈辽

　　■有人说，莫言获奖，“表明中国当代文学具有世界意义”。那是任意拨高，过于自恋。《诗经》、楚辞、《史记》等，中国文学早就具有世界意义，但要说中国当代文学因为莫言得了“诺奖”就具有了世界意义，那就是夸大其辞了。

　　■对于“诺奖”评委会把政治因素置于授奖与否的重要位置的做法，世界作家们是很有意见的。自然，作为文学奖，“诺奖”评委会不可能不考虑作品的文学因素。但实践表明，他们的文学观是很成问题的，用他们的文学观挑选出来的作家作品，很多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因其作品“以魔幻现实主义融合民间故事、历史和现实”而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以下简称“诺奖”)。这一消息发布后，各种媒体报道、播放了“诺奖”授予莫言事，可谓盛况空前。我因在2000年2月17日 《光明日报》 上发表过《诺贝尔文学奖有所“偏向”》一文，一些读者打电话问我：“诺奖”因何授给莫言？莫言被授“诺奖”的意义在哪？现就这两个问题在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一

　　自1901年颁发“诺奖”至今，112年间，除1935年和二次世界大战的1940-1943的四年间未评外，1966年、1977年各评出两人获奖，共有109人被授予“诺奖”。我审视109名获得“诺奖”所属国籍后发现，原来，地理因素、亲缘因素、政治因素和“诺奖”的授予密切地联系着。

　　先说地理因素。授奖国瑞典近水楼台，国家虽小，却获“诺奖”8次。与它为邻的丹麦，获“诺奖”3次；与瑞典为邻的挪威，获“诺奖”3次，而挪威的人口比丹麦还少。小国芬兰，因与瑞典为邻，也获奖1次；甚至冰岛国也获奖1次。瑞典与瑞典邻国共获“诺奖”16次。总之，北欧国家全都获“诺奖”了。我们尊重这些国家的文学及其作家，但他们获奖次数如此之多，能说“诺奖”的授予和地理因素无关吗？在109名获奖作家中，西欧、东欧国家占了67人，它们都因是欧洲国家而得“诺奖”独厚。这是地理因素在“诺奖”评奖取向中的明显表现。

　　再说亲缘因素。美国作家获“诺奖”者10人，澳洲作家1人。这两国都是欧洲移民占了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南美作家获“诺奖”者共5个国家6人。他们都是印欧混血种人，与欧洲也有亲缘关系。非洲有3个国家4人获奖；南非2人，南非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南非荷兰语。尼日利亚1人，尼日利亚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只有埃及(获奖作家为马哈福兹)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除埃及外，上述国家都和欧洲国家有亲缘关系。

　　再谈“诺奖”授奖中的政治因素。人所共知，俄罗斯文学出了许多文学大师，他们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诺奖”只评活着的作家，在托尔斯泰之前的那些文学大师不在评奖范围之内，可以理解。之所以未评托尔斯泰，根本原因是，瑞典曾经是北欧霸主，十二世纪初曾征服芬兰。十六、十七世纪向外扩张，后来逐渐衰落。1809年将芬兰割让给沙俄。它把俄国视为宿敌。加之，在当时“诺奖”评委会眼中，俄国是个落后国家，所以尽管托尔斯泰(1828-1910)在“诺奖”评奖后的第九年，仍然健在，然而，“诺奖”评委会连提名托尔斯泰都不曾有过。直到1933年，才给流亡国外的布宁(一译蒲宁)评了“诺奖”。亚洲国家作家第一个被评上“诺奖”的是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那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给泰戈尔评奖也有政治因素在。至于1966年为以色列作家阿格农评奖时，虽然以色列立国时间不长，以色列文学的影响有限，但因为以色列在反对阿拉伯国家的历次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诺奖”评委会把以色列视为强国，于是阿格农获奖。日本从1960年代后崛起，成了世界经济强国、大国，“诺奖”评委会乃两次授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诺奖”评委会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历史悠久，古代经典作家辈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后的二十多年间，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多位文学大师，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其文学成就、学养、造诣，对广大读者的深远影响力，都足以获得“诺奖”。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被授予“诺奖”，因为那时中国还是弱国、穷国，“诺奖”评委会根本不把这些中国新文学的大师放在眼里。新时期到来后，中国作家思想解放，文笔放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优秀作家像竹笋一样破土而出，一流作品更是群星灿烂，但整整十多年间，“诺奖”评委会仍不予中国作家评奖。在他们看来，中国还是穷国、弱国，出不了大作家大作品。对于“诺奖”评委会把政治因素置于授奖与否的重要位置的做法，世界作家们是很有意见的。1964年，“诺奖”评委会授予法国作家萨特“诺奖”，但被萨特断然拒绝。他宣称：他“一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但“实际原因是萨特不赞成诺贝尔奖自冷战局势以后有意偏向西方的文化界或东方阵营的叛逆者，人为地造成东西方文化鸿沟”。

　　这次莫言被授“诺奖”，是因为中国强盛起来了，开始富起来了；加之中国本来是文学大国，再不给中国作家授“诺奖”，瑞典“诺奖”评委会已无法向世界文学读者交代了。这才给莫言评了奖。

　　二

　　自然，作为文学奖，“诺奖”评委会不可能不考虑作品的文学因素。但实践表明，他们的文学观是很成问题的，用他们的文学观挑选出来的作家作品，很多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且不谈丘吉尔的战时演说作为散文被评为“诺奖”后成了国际文坛的笑柄，即以“诺奖”评委会对与中国有关的作家授予“诺奖”为例，他们也看走了眼。1938年，赛珍珠(布克夫人)以写旧中国的《大地》获“诺奖”。但是，早在1933年鲁迅即在致姚克的信中说：“……布克夫人(按：即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究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所以，《大地》获“诺奖”后，中国媒体界并未掀起赛珍珠热。新时期到来后，赛珍珠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地方和单位，一时出现过“赛珍珠热”。但是，还是鲁迅对赛珍珠《大地》的评价正确，《大地》从根本上并没有写出中国“真相”的本质方面。她所提供给读者的只是一幅捏造的、可笑的军阀形成过程的拙劣漫画。赛珍珠对中国历史更是缺乏了解和研究，因此《大地》出现了一系列经不起推敲的错误。如今，除了中国还有人提起《大地》这部作品外，在国际文坛上，《大地》早就被人们遗忘了。

　　这次，莫言获“诺奖”，依然是因为莫言是“诺奖”评委会中意的作家。这次“诺奖”评委会有没有看走眼呢？时间和读者是最伟大的批评家，我不予置论。就我个人对莫言作品的意见而言，莫言的《红高粱》是他小说创作中的上品。《红高粱》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农民的自发抗日斗争，将民间习俗、民间传说溶化其中，的确是一篇优秀作品。《红高粱》由张艺谋执导、改编为电影《红高粱》后，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金熊奖。随着电影《红高粱》的走红，莫言在国内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他在国外也有了一点名气。其后，他的小说《白狗秋千架》(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暖》获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大奖)、《酒国》、《师傅愈来愈幽默》，也都获得了一定成功。在我看来，莫言的创作才能主要表现在短篇、中篇小说方面。据他自己说，他从1987年起，学习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魔幻现实主义，“毫无疑问这两位大师的创作对我产生了影响，让我开窍，让我意识到文学可以这样写”。“诺奖”评委会看中莫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作品中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然而，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运用是不成功的。他不是弘扬“魔幻现实主义”的精华，而是拾取“魔幻现实主义”的糟粕：“带有浓重的神秘主义的、宿命论的、悲观主义的思想倾向”；“流露出作者对人的原始情欲、性本能的崇拜，用唯心史观去解释社会和人生。”在《红高粱》那篇优秀小说里并无这样的“魔幻现实主义”，而从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开始，莫言大量运用他所理解的“魔幻现实主义”了。在《丰乳肥臀》里，性本能的描写已经到了丑恶的地步。龙青萍在用匣子枪自杀快死之前，书中主人翁之一的上官金童竟和她性交：他“紧紧地抱着她，在她的身体丧失感觉之前，满足了她的愿望”。“他精疲力尽地离开她的身体后，她的双眼迸出几颗火花，随即熄灭了，眼皮也慢慢合拢。”文学评论家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檀香刑》语法错误、文理不通、修辞不当，比比皆是。在《檀香刑》这部小说中，“莫言对酷虐心理和施暴行为的夸张的叙写，在不自觉中表现出欣赏的态度”。莫言搬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瞬间转换”，随意性太大，“可以写出任何他想写的情景、动作、心理冲突和事件”；“这种简单而虚假的‘瞬间转换’叙事模式，被莫言频繁地用于”人物的描写，以致“人物形像显得矛盾而费解”。最后，李建军总结说：“《檀香刑》也只不过是一只‘甲虫’，虽然它有色彩斑斓的‘外衣’，但这只能让我们称它为一只华丽的‘甲虫’，而不能称它为‘大象’。”莫言的《蛙》虽然得了第8届茅盾文学奖，但它也是茅盾文学奖颁布以后争议最大的一部小说，拖沓、累赘、冗长、乏味。莫言所理解的“魔幻现实主义”，就是利用一些民俗文化，讲一些民间故事，在此基础上想像力可以无限扩张，性本能可以随心膨胀，可以不顾历史，不顾真实，不顾人物形象。他得意地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我曾经提出了一个口号，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说要把好人当坏人写，要把坏人当好人写，要把所有的人当作人来写。”“诺奖”评委会看中了莫言创作上的这一套，称之为“以魔幻现实主义融合民间故事、历史和现实”，于是，莫言得了“诺奖”。这是莫言获奖的第二个原因。但是，正如鲁迅说过的，赛珍珠写中国，“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只有中国读者、中国作家、中国评论家最有发言权。

　　三

　　莫言获“诺奖”的意义何在呢？有人说，莫言获奖，“表明中国当代文学具有世界意义”。那是任意拔高，过于自恋。从《诗经》、楚辞、《史记》一直到鲁迅，中国文学早就具有世界意义，但要说中国当代文学因为莫言得了“诺奖”就具有了世界意义，那就是夸大其辞了。莫言获了“诺奖”便说中国当代文学有了世界意义，那么，瑞典现代文学得过8次“诺奖”，瑞典现代文学的世界意义是不是为我国当代文学的8倍呢？早在1955年，冰岛作家拉克斯内斯就得过“诺奖”，是不是冰岛文学在1955年就具有世界意义了呢？这是一。在我这篇文章里提到的这些“诺奖”得主，仅仅过去了几十年，有的仅仅只有几年，还有几个人、几部作品能被如今的作家、读者记住呢？这是二。说到底，“诺奖”只是因为奖金额奇高而为世界知名。其评委会仅为5人，其中懂中文的只有马悦然一人。这个由五人组成的仅有一人懂中文的评委会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当代文学是否具有世界意义吗？这是三。《扬子晚报》的记者冯秋红说得好：“就因为得了诺奖，于是众人蜂拥追捧？反过来，这是不是文化自卑的一种表示？切莫因为一个诺奖，就俨然中国文学可以独步世界文坛；也切莫因为人家肯定了，才去读中国作家的作品。”

　　当然，莫言获“诺奖”也有其意义在。第一，国际文坛从此可能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第二，世界文学读者可能由此引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更大兴趣。第三，可能激励中国当代作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有此三个意义，莫言获“诺奖”的意义已经够大了。时间和读者是最伟大的批评家，我祝愿中国的当代作家，能够有更多的作品通过这个最伟大批评家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