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谈《温故一九四二》：一个必须面对的真实

　　编者按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呈现了1942年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当时，太平洋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与此同时，因为一场旱灾，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影片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为核心，展现他们的挣扎和痛苦，希冀和愤怒；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蔑视加深了这场灾难，他们的冷漠和腐败最终导致了自己失败的命运。1993年，刘震云就把原著小说《温故1942》交到了冯小刚手里。2000年，冯小刚与刘震云获华谊兄弟支持后重启该片；2002年建组；2011年初，王朔再次提议重启电影拍摄计划。曾出演《钢琴师》、《超脱》的阿德里安·布洛迪和曾在《肖申克的救赎》、《神秘河》、《绿灯侠》有出色表演的蒂姆·罗宾斯加盟该片，为《一九四二》这部本土特征明显的电影，平添了一抹国际范儿。在近日举办的第七届罗马国际电影节上，这部电影荣获青年评审团最佳影片金蝴蝶奖和意大利摄影家协会最佳摄影奖。青年评审团金蝴蝶奖的获奖评语称：“这部具有历史见证意义的电影，让我们了解到世界历史中悲剧的一幕。冯小刚导演客观的视角深深地打动了观众，使人完全融入故事之中。这是一部完美结合了技术与叙事的作品！”据悉，《一九四二》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公映。

　　印象1942

　　谈到1942年的中国历史，可能就是学生时代教科书上读到的那些了。饥荒、挨饿，距离现在的生活似乎遥不可及。然而，当时的中国，除了落后、贫穷、积弱，社会环境还呈现出很多复杂的面向，值得我们探索。

　　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严酷的阶段。其实，在这之前，从1937年日本侵华开始，中日就爆发了战争，但是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正式对日本宣战。直到1941年的12月，因为日本袭击了珍珠港，美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英美向日本宣战，这意味着什么呢？过去的中国政府是单独地抵抗日本侵略，从英美宣战以后，它作为盟国的一员共同对日本侵略者宣战。所以，可以说1942年是抗日战争的一个转折点。那年的欧洲战场，还发生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国战胜了法国，同英国的战争也处在一个相持阶段。1942年的世界大环境可谓云谲波诡、复杂多变。

　　而在国内，这一年的秋天，河南因为一场旱灾，发生了吃的问题。农民连口粮都没有了，大家开始在饥饿线上挣扎。跟旱灾比起来，国民政府更注重应对战争，反而因作战需要，向灾区征很多军粮，这让河南人的生活雪上加霜。在政府无力救灾之时，日本军队已经包围了河南，国民政府就把灾区让给日本人，让日本来承担对于沦陷区人民的责任。当日本发现时，它并没有撤退军队，因此河南出现了“政治真空”，也就是自己的政府和侵略军政府都不管不顾，于是灾民开始往陕西逃荒。

　　温故而知新

　　《温故一九四二》是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我将近20年前就看过这部小说，当时对我的触动非常大。1993年我与作家本人结缘，但1994年、2000年及2002年几度筹备都因各种原因未能顺利开机拍摄。终于，2011年计划再次启动，由刘震云亲自操刀修改电影剧本。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秉承着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通过这个小说、这段历史，让大家重新去思考、寻找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在1942年这一年，下到饥寒交迫的灾民，上到国民政府的统治者蒋介石，都在扮演灾民的角色。灾民沿街乞讨是为了能够活下去，政府和蒋介石也在向世界列强乞讨，希望他们能够伸出援手。河南几千万人向陕西逃荒，途中几百万人饿死，这是什么概念？大家都对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有所了解，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让很多德国人开始反思这段历史。而我们饿死了这么多人，却很少被人提起，甚至有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浩劫。所以我希望观众通过影片，对中华民族所发生的灾难以及人们在灾难中的各种表现有所了解，进而重新审视我们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一个接近真实的认识。这对未来的生活很重要，非常有意义。

　　实现一种抽离感

　　说到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最大的难度是没有故事，灾民没有具体形象。还有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小说的叙述是多线索并进，每条线索的主人公互不见面，但又共同搅和到了同一件事情——河南的旱灾里。但电影需要故事和鲜活丰满的人物，以及站得住脚的人物关系。所以，我们没有用有些电影创作会选择的方式，几个人在宾馆里头查查资料，来一场头脑风暴把剧本编出来，而是采取了最笨的方法，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沿着灾民逃荒的路线，到山西、河南、陕西、重庆等故事线索的发生地亲自走了一遍。一路走来，灾民的形象慢慢浮现出来，变得具体了，他们的家庭关系、阶级关系也逐渐建立了起来。

　　剧本从第一稿到最终版，经过了十几年的变化，我们的角度也产生了很大变化。一开始，我们总是试图通过电影向观众灌输一些理念，把自己的态度放进去。但后来我逐渐发现，艺术创作更宝贵的状态是实现一种抽离感，就是通过我们的镜头把现实展现出来给大家看，让观众通过每场戏、每个角色的变化去感受，从而引发他们的思考。影片完成后，我们做了一些试映，受众涵盖了各个年龄段，每次60人，里面大概有二三成是年轻人。我很高兴地看到电影对他们的触动和震撼。很多年轻人告诉我，他们觉得非常吃惊，完全不能想象70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是那样的。这对他们认识历史、认识民族有很大帮助。温故的目的是为了知新，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在看电影的时候，除了被故事本身感动之外，还能引起一些思考和反省。

　　张国立（饰演范殿元）：拍这部电影的第一个月，我瘦下去了17斤，整部电影拍了5个月，一共瘦了24斤。这真是对我的一次挑战，走路也走不动，说话也说不动，经常会觉得心脏承受不了，气紧，晕，手抖，严重低血糖。但我不断告诉自己，一定要越过那个屏障。每天早上起床后，我就不喝水、不吃东西，还要不停地走路、表演。我不希望在饥饿中求生存的状态是“演”出来的，我想让真正在饥饿中求生的状态能在我身上停留的时间长一点儿，从而呈现出那种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的感觉。我在剧中饰演的老东家范殿元是一个悲惨的人物，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我们应该铭记那段历史。

　　徐帆（饰演花枝）：花枝是那个特殊时期千万个中国母亲形象的一个典型代表，为了孩子可以牺牲一切。以前，我们演戏追求情感表达的细腻，但那是建立在温饱基础上的。这次却要呈现一种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原始状态，因为在没有吃的情况下，任何情感的渲染都是做作的，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尤其是有一场戏，花枝想把自己卖了，但孩子不干，花枝要说服孩子们。我们拍了两条之后，导演要求我们把所有的台词都连在一起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就像白开水一样平白。当时我很难做到，因为台词让我感觉到很揪心，控制不住想流泪，特别想把这种情感宣泄出来。人从简单到复杂容易，但要从复杂回到简单就很难。电影拍摄过程中，我让自己逐渐回到初始状态，像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冯远征（饰演瞎鹿）：瞎鹿是一个有私心的农民。他的优点是为了吃，缺点也是为了吃，最后死也死在吃上面。从第一场的第一句话开始，少东家说抄家伙跟他们干，他就说：“见天挨饿，身上没有劲。”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在想着自己饿；一直到小安来找他拉琴，一看拿出饼子来，他马上就答应了，把饼子给了孩子，自己还咬着一块就去了；包括卖孩子，他说卖了一个人能救四个人，也是跟吃的有关系；还有抢老东家家的过程中，他扛了一袋小米跑了，以及最后偷驴死在大铁锅里，都是围绕着吃展开的。他有无耻的一面，卖亲生骨肉，但他也有孝心的一面，比如救老娘。

　　张默（饰演栓柱）：我以前演戏的时候，特别喜欢把饰演人物的种种都列得特别清楚，感觉自己去演的时候就像去完成一份答卷一样，尽量做到一百分。但是拍这个戏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做。我觉得这个角色写得太好了，只能尽量听导演的，呈现出剧本里已经给予这个人物应该有的一些行为，这样就可以了。说到对角色的理解，我认为首先栓柱拥有中国农民一些特有的思想。第二，他作为年轻男性，拥有对爱的执著追求。第三，他身上还有中国人的一个共有特点，就是在灾难面前能特别快地成熟起来。

　　张涵予（饰演安西满）：安西满是个中国乡村的牧师，虔诚的教徒，实际上他也是河南的农民。他游走于乡村之间，把信奉上帝、得到救赎的理念传给广大的农民。就是这样一个人，跟着老东家一家一路走下来，看到那么多人饿死在逃荒路上，又遇到了日本人的轰炸。当他祈祷的时候，遭遇了炸弹，一个难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救了他，于是他产生了怀疑，他的信仰开始破灭了，精神崩塌了。这个角色很有意思，里边还有很多段唱，说河南话，还要讲英语，很有意思。

　　阿德里安·布洛迪（饰演白修德）：我饰演《时代周刊》的战地记者白修德，是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虽然他戏份并不太重，但他使中国发生的饥荒以及很多难民没有得到救济这一状况让全世界知晓，可谓影响深远。白修德的工作非常危险，这件事对他后来的职业生涯，甚至生活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他非常勇敢，不懈努力，追求事实真相，最终让国民政府认识到因为救济不足而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的问题。作为一个演员，我有责任和角色产生联系。即便是和自己不相似的角色，也要去发掘其有趣之处。在饰演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就变成了另一个白修德，富有同情心，关心民生，我努力让自己拥有这些品格。

　　 蒂姆·罗宾斯（饰演梅甘）：《一九四二》是个厚重的故事，视角宏大、角色众多。看大家如何出演身处危机中的角色是件有意思的事，能透视人性的本质。那些能够克服弱点的人们都值得我们尊敬。梅甘是一个住在中国超过三十年的意大利牧师，他和中国人一起工作，传播他的信仰，努力让生活更美好。我在天主教家庭长大，对于牧师去另一个文化里传教，告诉人们应该相信什么的做法，有种很复杂的感觉。但是我相信这个角色有很好的品质，他真诚独特，向身边那些遭受苦难的人提供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