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谈《一九四二》：灾难，我们拒绝遗忘

　　制图：宋 嵩

　　□ 作为河南人，我竟然从不知道1942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旱灾，更令我震惊的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无不选择了遗忘

　　□ 生活里严峻的事实在太多了，人的心就变成了一块铁，这块铁如果就这么硬着，磕在石头上就破碎了，但坦然和幽默把这块铁化成了水　　

　　□ 对当时的河南人来说，生存依靠的已不是信仰，而是本能，在这种残酷环境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在经过漫长的酝酿与纠结的创作后，冯小刚终于将牵念近20年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搬上了大银幕。这部名为《一九四二》的影片，被冯小刚视为其导演生涯中最严肃、最沉重、最具分量的作品。而对于小说作者和编剧刘震云来说，《一九四二》已经不是一部简单的灾难片、历史片，而是对一个民族精神支点的追寻和叩问。

　　遗忘比灾难本身更震撼人心

　　记者：在您所有作品里，《温故一九四二》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一方面，他与您通常惯于描述的当代现实生活相距遥远，另一方面，类似采访手记的纪实风格也在您的作品中独树一帜。20多年前，是什么让您产生了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冲动？

　　刘震云：作者与作品的相遇，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温故一九四二》创作于1990年左右，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写过非虚构类作品。

　　那一年，我的朋友钱钢准备编一本《中国灾难史》，希望从中看到中国人是如何从灾难中走出来的。在1942年，他选择了当时最严重的灾难——河南旱灾，并把这个灾难的写作任务交给我。作为一个河南人，我竟然从不知道1942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旱灾，严重到死了300万人。一个人的去世是去世，许多人的去世就是数字了。钱钢告诉我，二战时期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迫害致死的有100万人，1942年河南就有相当于3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死于旱灾。

　　更令我震惊的是，当我向这场灾难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问及这场灾难时，却发现他们无不选择了遗忘。这么严重的灾难，人们为什么会遗忘？这样的震惊和疑惑，迫使我进入对1942年的探究和写作。

　　记者：不管小说还是电影里，美国记者白修德都像是创作者进入历史、接近真相的一双眼睛。他在1942年的采访里发现了比自然灾害更残酷的真相，您在这个探寻中发现了什么？

　　刘震云：我把1942年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发现历史上河南的旱灾非常频繁，从东周到1942年，基本上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比较大的旱灾，而每次旱灾的记录里都有人吃人甚至更惨的景象。这样的记载，头一次看触目惊心，看多了就习以为常了。这也回答了我心里最初那个问题——为什么这场灾难的亲历者选择了遗忘。

　　我还有更多的发现，也就是白修德的发现——300万人的死，不仅仅是因为自然灾害，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战争和政治环境。

　　生死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凉

　　记者：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没有特别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灾难中死去的300万人像是一个群体性的主角。但在电影《一九四二》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在灾难中将中国人面对生死的状态演绎得淋漓尽致。

　　刘震云：之所以过去很多年，我没答应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因为这部小说没有电影必须的人物、情节和戏剧冲突。后来我跟小刚深谈过一次，他说他喜欢这部小说里巨大的悲伤里蕴含的幽默，这是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也是我一直想要表达的东西。

　　电影跟小说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电影里一定要有具体的人物，而电影里的人要么靠编出来，要么靠“走”出来。为了改编电影，我们走了很多路，走了灾民的路，走了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路，也走了日本军队的路。果然，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就在这些路上出现了。

　　记者：从小说到电影，在这些具体人物的塑造中，您最在意的是什么？

　　刘震云：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将1942年从历史中打捞出来，再放在亲历者面前，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在美国或者欧洲，一个人在临死之前一定会追问：“我为什么死了？”但是河南人没有，他们在死亡面前表现得坦然，这是他们人生最后也最大的幽默。

　　为什么坦然？因为生活里严峻的事实在太多了，人的心就变成了一块铁，这块铁如果就这么硬着，磕在石头上就破碎了，但坦然和幽默把这块铁化成了水，它变得柔软了，也就不会破碎了。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老张要饿死了，饿死的时候他没有想起日本人、没有想起蒋介石，他想起了好朋友老李，但老李三天前已经饿死了。老张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这个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凉。对于灾难里的河南人来说，什么战争、国家、元首都不是重要的，只有他身边的人是重要的。在死亡这件事上，中国人的态度是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

　　好的创作者应是平等的倾听者

　　记者：在小说里，您肯定了揭竿而起的精神是民族生存下去的希望；而在电影里，您用更多细节赋予这个故事人性的温暖。这种变化，是否说明了您在创作中的一种态度？

　　刘震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跟小刚一直觉得要特别注意表达上的节制。所谓节制，就是在面对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做到不煽情，不要有过多的台词和表演。创作者绝不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尤其在面对这样一个题材时，创作者是站在70年后优越的生活里揭灾民的伤疤，这是非常残忍的。我说过，真正好的创作者，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倾听者。

　　记者：在极端环境里，人内心最本真的东西往往最容易体现出来。这种本真，有时甚至是支撑一个民族存活下去的精神支点。在1942年，您认为支撑河南人甚至中华民族生存下去的支点是什么？

　　刘震云：《一九四二》揭示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灾民、日军、国民政府、美国人……他们之间互不见面，但灾难使所有人既有的位置都发生了变化。

　　对当时的河南人来说，生存依靠的已经不是信仰，而是本能。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电影的最后，老东家发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为什么我要逃这个荒？”他遇到了一个跟他一样失去亲人的小女孩，瞬间互相成为亲人，如果不是在1942年那个极端的环境里，这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变异的状态里，人心里的精神支点得到了最大的彰显，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原因——那份亲情，那抹人与人之间善良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