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家拍电影揭电信诈骗 曾两度卧底"骗子窝"

　　日前，由山西电影制片厂、山西影视集团以及山西向红影视文化传媒联合拍摄的电影《来电不善》正式通过国家广电总局的审查。这部由我省长治籍作家郭啸自编、自导的电影是国内第一部揭露电信诈骗的影视作品。

　　为了全面展现骗子的行骗手段和心理，郭啸深入“骗子窝”，与骗子们同吃同住，体验了一把 “骗子的生活”。近日，《来电不善》编剧兼导演郭啸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讲述了影片《来电不善》创作拍摄过程及影视圈的一些内幕。

　　剧本曾经不被看好

　　三晋都市报：人们提到作家和影视剧的联系，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创作剧本，很少有作家改行做电影导演。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涉足影视行业呢？

　　郭啸：其实拍电影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梦想。我原本也是一名记者，十多年的媒体从业经历，使我积累了不少的素材，所以后来几年就集中精力写小说了，也加入了作协。有了小说创作的经历，就有了写剧本的冲动。

　　对于《来电不善》，其实原本并没有想到直接拍电影。最初只是想写一部关于电信诈骗的小说，如果可能，再和别人合作把它拍成电影。可是在跟圈内的导演和制片人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在现在这个影视作品已成为速食文化的时代，好多的影视剧本创作其实都是闭门造车的结果，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剧本，垃圾片。这也使我更加坚定了自编、自导的决心。

　　我也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几个月写出一个剧本来，但那肯定是脱离生活的。这也是为什么要卧底写剧本的原因。剧中人物的语言对白、每一个细微动作设计，都是我卧底时的真实再现。亲自上阵拍电影，就是想把自己卧底看到的诈骗集团的真实生活原汁原味搬到银幕上。

　　三晋都市报：第一次做编导，为什么会选择电信诈骗这么一个敏感选题，您对当下的剧本创作有什么建议？

　　郭啸：这几年电信诈骗很火，只要是手机用户就百分之百被骚扰过，很多善良的人们上了当，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就是要关注现实生活，让观众看到自己的影子才有共鸣。电影首先是编剧的艺术，没有一个好的剧本，再好的导演，再有演技的演员也是白搭。

　　《来电不善》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山区青年杨古受贪念的驱使，和妻子做起了臭名昭著的电信诈骗生意。但是一系列的变故使他终于醒悟，有了像沟壑一样深的欲望就丢失了快乐，心理贪婪就会泯灭良知，不是正道上来的钱是迟早要还的。杨古最终自首。

　　过去这样的题材，即使拍摄也是从警方破案开始，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结束。而我的剧本一改常态，直接插入这一特殊群体的真实生活，像纪录片一样给你讲述一个你没有看过的故事。刚开始圈内很多人不看好，说这种题材广电部门根本不会批，即使批了拍完了审查也通不过。真理在于时间的检验，你想都不敢想，真理永远不会看好你。

　　现在很多剧本创作畏手畏脚，这个不敢碰，那样的情节不敢写，致使题材重复，创意缺乏，抄袭剽窃严重。一个编剧的作品不仅要与时代同步，更要有社会责任的担当。

　　两次卧底诈骗团伙

　　三晋都市报：在《来电不善》的宣传中，编剧卧底被多次提到，能不能谈谈您卧底的一些故事。

　　郭啸：我先后两次深入电信诈骗者的大本营，电信诈骗集团并不是固定存在于某个地域，成员之间大都是亲友，对外人戒备很深，像春晚小品蔡明演的警察卧底故事真实生活中是基本不可能的。

　　第一次卧底比较仓促。我先到媒体爆料的骗子比较集中的一个县里，因为当地产茶，我就扮做茶商。为了取得人家的信任，我到处买茶，大概买了有两万多的茶叶，估计最近三年我的亲朋好友都不用买茶叶了。和当地人熟悉后，好不容易才在他们的牵线下接触到了从事电信诈骗的人。骗子们起初只是在家里或邻近城镇租房，一部手机，一台电脑，若干张银行卡，就可以“开张”。诈骗团伙多以家族式为主，每天收入少则几千，多则数万，暴利让人的贪欲几近疯狂。

　　两个月后，得知第一次卧底的那个团伙辗转到了沿海的另一个城市，我马上找了过去，开始了第二次卧底生活。去之前我把能证明我身份的东西全托别人保管起来，给作协的人和新闻记者朋友打了招呼，一旦被警方抓了，需要他们证明我是为写剧本在卧底。

　　诈骗团伙租的房子大都在高档小区里，工作时间他们的房门是反锁的，他们最害怕的是有人敲门，一旦有了突发情况，他们首先会销毁手机、电脑以及和诈骗有关的各种资料。

　　卧底的这段时间里心情一直高度紧张。我在他们的监视下尝试着接打电话，在准备时练得很好，一拿起电话就紧张，一单“生意”也没做成。他们却很坦然，每天穿着睡衣喝着茶接打电话。被骗的人不仅有老人和涉世不深的学生，还有记者、老板、公务人员，囊括各个层面的人。没有和他们一起生活交流过，仅凭一些公开的资料，不可能写出这个戏，包括他们的语言对白，他们细微的每个动作不可能单凭想象就能写得出来的。

　　三晋都市报：与常规的主旋律题材相比，电信诈骗是影视作品很少涉及的，片子在送审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故事？

　　郭啸：我的电影《来电不善》经过长期筹备终于拍出来了，主要是在成都拍摄，拍摄完成后向广电部门送审。说实话，我很忐忑，这样一个题材，我又是从未触及过影视的新人，但我坚信我的电影是经得住检验的。初审在山西广电局，审片的当天下午，负责报审的山西电影厂工作人员打来电话，电影初审通过，评审给了很高评价，并且有评审打出了五分，五分为满分，三分即为通过。据这位工作人员讲，山西自成立电影审查委员会以来，还没有影片得过五分。接下来，电影送国家电影局终审，在很短时间内顺利拿到了审查通过令，并且是没有一条修改意见直接通过。我想我的运气太好了，即使报审的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也不会如此之顺，电影审查是相当苛刻和严谨的。我的一位演员得到消息给我打电话说咱的片子太牛了。其实，我心里清楚，一部深入土壤的电影，和当下生活牢牢连接起来，让大家看到了真诚，我感谢电影审查委员会的评审们，你们的负责公允，将是创作者最大的动力，我的经历也告诉编剧朋友们，不要把写不出东西来完全归结给审查制度，你写都不敢写怎么知道不行，深入生活，植根土壤才是编剧的王道。

　　影视圈其实很肤浅

　　三晋都市报：在新生代的导演中，有像贾樟柯、宁浩这样的领军人物。您作为一个从没有涉足过影视圈的作家，自编自导并兼任制片人，拍出的片子在严谨的电影审查时竟能高分通过，这份勇气从何而来？

　　郭啸：影视圈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家里有碗粥喝，谁出来拍影视剧。世人看来风光无限的职业背后，心酸是可以拿缸来盛的。在进入这个圈子之前，听一些人聊过，也亲历了一些事，最后下决心自编自导要为自己的电影负责，一个剧组跟下来一些感触更深了。

　　好多剧组为了赶时间早上6时起床开工，晚上12时收工，一天吃三顿的垃圾盒饭这是常事，一些大腕演员收入让人咋舌，但一些普通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收入就不那么理想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大形势，进入剧组的每个人都是为钱而来，艺术被放在了次要地位。当然有的剧组也会存在权钱交易，或者是所谓的潜规则。

　　说真的，影视圈其实很肤浅。越来越多的演员是为名利所困。演员要是成了“腕”级的，就可以轻松拿走片子的近一半投资或者更多。所以，演员都使尽办法自我包装，甚至挖空心思制造绯闻。一个好的演员应该是一个有思想的演员，要有贞操感，而不应该是导演的人偶。

　　导演作为一个剧组的灵魂人物，在整部戏里是一个车间主任的角色，而这个主任更多时候会把市场运作的制片人 (一个戏的厂长)和编剧(这个戏总体设计的工程师)搁置一边，这是不科学的。一个有才智的导演可以在他的二次创作中把戏升华，一个自大自负的导演，一个戏会和他的名字一样毁灭，但现实中90%的导演都肤浅得只剩自己了。有些导演拍摄时根据自己的喜好肆意改动剧本，一个编剧良苦用心设计了一个偷情者在外幽会完，回家后给老婆按摩的一场戏，这体现出人性的另一面，拍摄时导演却认为女人给男人按摩才是正统，直接把编剧的创意给废了。这类导演不管是否用心尽力，水平有限，与你交流只能探讨技术，而绝不是艺术。

　　电影人要深度反思

　　三晋都市报：国内的电影发行公司和院线一向看重的是影片的名导名演，《来电不善》在这方面是弱势，您有什么宣发上的奇招？

　　郭啸：国内的宣发团队很少从一部片子的题材故事性入手，电影的全称叫电影故事片，而不是电影导演片或电影演员片。既然电影是故事片，那宣发的时候也应以故事性为主。观众看进口片并记不住国外的几个名导名演，只是人家在技术上更精良一些，在讲述故事上下了功夫。国产的很多片子，故事本身就空乏无味，宣传时又干脆忽略了故事性，结果观众只能用脚来对国产电影投票了。观众进影院是去看故事的，无论娱乐还是感动，不是为去花钱看那几张明星脸的，观众是越来越趋向于成熟和理性消费的，宣发团队所倚重的名导名演会成为过去时，一些所谓大片的票房失败便是最好的佐证。

　　我的电影《来电不善》也许谈不上精良，但她是一部真正进入泥土和观众对接的作品，奉献给观众的将是一道别有韵味的菜品。我相信看过片子的观众会记住她的。

　　三晋都市报：近两年，进口大片占据了影院的半壁江山，您认为国产影片如何才能振兴？

　　郭啸：进口片就是洋快餐，看似秀色可餐，红火热闹，但对于成熟的中国观众来说，因文化的差异性，真正能让观众产生共鸣和汲取精神养料的还是优秀国产影片，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但今天的每个有良知的电影人要深度反思，观众抱着希望进入影院，看完国产片就骂，骂完再看，你的片子烂到观众不能承受时，他们会彻底放弃的。现在已经是国产影片最危险的时候，每个电影人每个环节要真诚付出，你的作品超越地气饱蘸泥土捧出时，就是观众回归时。当四十岁的观众、五十岁的观众甚至六十岁、七十岁的观众回归影院时，就是中国电影真正振兴的时刻。

　　记者 姜军旗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