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作者：邓小平一直在思考体制问题

　　昨日，《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在中国首发，当日也是邓小平“南方讲话”21周年的纪念日，图为北京小学生正在三联书店翻看此书，他说对邓小平的经历很好奇，但自己并不了解。该书是82岁的傅高义倾10年心力完成的著作，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进行了全景式描述，英文版曾被《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西方著名媒体评为2011年最佳图书。张浩 摄

傅高义，哈佛的“中国先生”。 新京报实习生 翟超 摄

　　新京报讯 （记者吴永熹）由美著名学者傅高义先生撰写的全面研究邓小平执政生涯的著作《邓小平时代》，于昨日上午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联合举办了简体中文版的首发式。

　　该书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作了全景式描述。作者以丰富的史料、国内外重要的研究成果、档案资料和为数众多的独家访谈为基础，对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进行了深层分析，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史进行了独到的阐释。

　　全书人物、事件众多，既有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相互关系的细致解读；又有对三中全会、权力过渡、中美建交、政改试水、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九二“南巡”等重大事件和决策的深入分析；作者力图使人物言行符合历史情境，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亦时有独特看法。此书一面世，即被学界誉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

　　十年著成一书：向世界介绍中国

　　傅高义于1930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是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73年以后，他接替费正清先生任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中心主任，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历时50年之久，被称为哈佛的“中国先生”。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他表明要以客观立场，摆脱意识形态局限，通过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向世界介绍中国。

　　《邓小平时代》一书是傅高义倾尽十年的心力撰写的。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在首发式上感慨地说：“使我感动和敬佩的是他十年磨一剑，用十年时间写一本书，写一本大书的这种精神。回想我们当下，有的学者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一年磨十剑，学术心态非常浮躁，更显得傅高义先生坚持精神的难能可贵。”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傅高义先生在70岁高龄时还坚持每天学习3个小时汉语，现在他已经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邓小平时代》中文版修订，则极为严格精细，书稿译成中文以后，他分别寄给国内的10余位专家和学者阅读。所谓阅读就是请同行提意见。然后他再参考这些中文意见修订英文原稿，同时又由译者将英文修订版再度翻译成最后的中译本。

　　这部书也是写给中国人的

　　在谈到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时，傅高义说：“我想美国人应该多了解中国。我个人当时决定，改革开放那个时期的中国改变这么大，应该让美国人了解这个变化是多么大。于是我就写了一个《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但此书在进入中国读者的阅读视野时，拥有了另一种价值，它也是中国人了解中国当代历程的书。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回忆说，当她首次接触到这本书的英文初稿时，便不由得感慨，其实，这部书也是写给中国人的：“因为每翻开一章邓小平以及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他们波澜起伏的经历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同时期个人意识中的种种变迁，并获得重新玩味这一切的灵感。”

　　鉴于对中国长时间的热心关切与严谨研究，傅高义对中国人的历史经验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故而，对中国过往三四十年的时代气氛的把握较其他国外学者更为准确。因此，不少学者认为，《邓小平时代》在全国上市的意义尤其不同寻常，因为，这里才是这些故事发生的历史现场。

　　■ 对话傅高义

　　理解邓小平与邓小平时代

　　新京报：你个人的经历以及你看待历史的方法中，有哪一部分能够帮助你理解邓小平这个人物？

　　傅高义：我本人是研究过日本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的，曾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学习，教过关于东亚企业发展的课，所以了解亚洲先发展国家的经济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经验。

　　第二，八十年代，我正好在广东，广东的经济委员会请我去带企业，在全省跑来跑去。后来写邓小平，意识到广东是他的改革实验发生的地方，我正好在广东看过他的实验，这是另外一个优势。

　　还有呢，以前我没有在美国政府工作的经验，只当过小兵，也去过朝鲜，但真正有政府工作经验是1993年到1995年。我看了不少领导人，包括美国的领导人，看到他们每天面临的工作，也看了外国人是怎么考虑问题——看政府面临的实际的工作，很多学者没有参加政府工作的经验。

　　还有就是我认识一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比如李光耀，中国台湾的一些领导人，还有对韩国的朴正熙我也做了一些研究。我想这些经验对我研究邓小平是特别有用处的。

　　邓小平一直在思考体制问题

　　新京报：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很多都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的。你认为邓小平在观察下面的做法，在思考改革的政策选择问题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傅高义：我认为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考虑制度问题。我现在重看《邓小平年谱》，他参加了很多会议，讨论了很多制度的问题，为了解决某某问题，需要什么样的系统与体制的问题。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看法，当然他自己也能去看，还有很多人能向他说，听他们的报告。

　　后来邓小平的耳朵不太好了，他觉得看报告比听别人讲话效率更高，比如新华社写给上面的报告，政治研究室的报告。我想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956年的时候，他已经有不同的看法，觉得走得太快，对政策，对体制有一些怀疑，他专门去听有什么问题，解决问题应该怎么做。

　　还有“大跃进”时期，他去了很多地方，一直跑来跑去，听地方的干部谈话，查看情况。我认为他最后的几年不常常到外面去看情况，也可以理解为他身体的原因，因为他已经80多岁了。比方说，1988年对通货膨胀的问题，他就不够敏感，不够了解老百姓的情况，如果是十年前他可能会了解——这是我自己的估计。

　　中美两国彼此都存有偏见

　　新京报：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是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及中国对美国的了解。你觉得在中美的交流中，美国人了解中国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傅高义：你说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了解远远超过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但是我认为，中国人对美国人还存在很多的偏见，并非很了解。现在我们正在北大开一个会议，互相之间了解在增加。

　　现在有15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中美之间的贸易那么多，可以说，中美两国在各个层面的交往都在增加，跟此前情况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承认，后发展的国家学习先发展的国家，的确要比先发展的国家学习后发展的国家多，我想那是很自然的事，日本、韩国，别的国家，都是一样。

　　中国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向外国学习，后发展国家经验的学习不是在非洲，也不是在南美，而是在现代化的国家，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

　　美国人对中国其实有很多研究和调查，而且，我认为现在美国的年轻人对中国的确非常有兴趣。比如，在哈佛，学西班牙语的学生是最多的，第二就是中文。

　　还有一个，这是我的看法，你可能不同意，我认为我们开的课，我们的教育中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不差于中国的学者了解美国。有的学者对我说，在很多方面，他们对美国的研究，不如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那么详细。

　　所以从知识分子的层面、专家的层面来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一般地说，我也可以同意，就是说，普通的中国人了解美国人，比普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