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圈忙维权:《重案六组》余飞曾背汽油去讨债

　　这些日子以来，编剧圈里似乎特别热闹。编剧谭岚在微博上直播她与国龙公司因剧本《家有双妻》署名权而引发的纠纷；《楚汉传奇》编剧汪海林也在网上晒出了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剧本；编剧李亚玲终于打赢了《北京爱情故事》的著作权官司……大大小小的编剧们围观这些事件，许多人都是心有戚戚焉。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从创作上看，编剧应该是影视作品的核心创作力量，但在大多数制片人、导演眼里，编剧的地位却与他们的作用不大相符，甚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为此，近年来发生的编剧维权事件屡见不鲜。

　　名编剧：合同不长权益不少

　　在中广协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右下方，有一个《电视剧编剧聘用合同》范本，这个范本共有15页，仅合同目录就密密麻麻排了一页。然而，编剧委员会会长、著名编剧高满堂的合同却只有两页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享有的权益会比别人少。

　　“我的合同只写一些需要特别注明的条款，具体我不方便透露，总之，像人物命运、主要情节这些如果需要改动的话，肯定要经过编剧，这样的条款是必须有的。”

　　这几年，高满堂和导演们的合作“有放有收”，局部的、具体的情节和台词导演可以任意改，大的人物走向和剧情走向要修改，就得征得他的同意并由他亲自修改。

　　在《闯关东》中，朱开山的儿子朱传武参加东北军，原剧本没写他牺牲，导演张新建给高满堂打电话，问他能不能让朱传武牺牲。高满堂立刻飞到片场，和张新建以及主演李幼斌商量，问他们为什么非让朱传武死。“这么多人为朱家死了，朱家没有人付出，这有问题。”张新建和李幼斌的话打动了高满堂，他至今仍然觉得，这处改动虽然始料未及，却无疑提升了整部电视剧的底蕴和力量。

　　在高满堂看来，编剧的作品不是不能改，但不能瞎改。“编剧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也不能老虎屁股随便摸。”在他看来，剧本被别人擅自修改，根源在于合同里的“该剧由甲方创意”、“该剧由甲方委托”和“剧本须得到甲方认可”等几个关键条款上。“我的合同里没有‘委托’这样的字眼，你说这个剧是你的创意，那咱们就拉倒。”说起制片人拿编剧当“写手”，高满堂也有自己的倔脾气，他表示，自己的56部电视剧剧本，除了《抉择》是改编外，其他55部都是原创。

　　名编剧能够自主创意、自主创作、自主修改，但他们的主动性其实来之不易。高满堂现在这份只有两页纸的合同，在他30年的创作生涯中其实才用了5年。“我的剧本被擅自改动的情况也很多，比如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错爱》，投资方为省钱，砍掉6集，砍掉了主力情节，虽然这个剧播出后的反响非常好，但我非常不满意，我永远不把这部剧放在自己的作品列表里。”

　　2008年，《闯关东》在央视一套播出后引发了热烈反响，高满堂才真正获得了与制片人、导演对话的主动权，甚至对导演和演员的选择有了话语权。对于处在创作艰难阶段的编剧，高满堂建议他们“修炼内功”。他说：“很多编剧到编剧委员会来诉苦，我说你讲那些个没有用，写出好作品来，征服他们”。

　　成熟编剧：想看我的剧本先交钱

　　在《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宣传活动中，主持人邀请编剧李亚玲上台，她刚一起身，身边一个女孩子赶紧接过她手里的衣服和包，又帮她整理了一下头发……李亚玲虽然不是明星，却在剧组宣传中享受和导演、演员一样的待遇，公司专门为她配备了一个助理，这是早就写入合同的。在国内，享受这种待遇的编剧并不多，他们多数都是有名气、有实力的成熟编剧，这大概是所有年轻编剧都期盼的。

　　不过，李亚玲这一路走来并不顺利。她从事编剧的时间不长，2008年才正式入行，但一部《大丫鬟》让她迅速成为制片人追捧的热门编剧。而真正让大众熟知她的原因，却是一场官司。

　　2012年年初，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热播，比电视剧还热闹的却是随后编剧李亚玲与导演、主演陈思成之间的著作权官司。李亚玲称，自己和陈思成共同拥有《北爱》的著作权，而对方却在没有得到她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将该剧卖给了投资方。《北爱》编剧署名中虽有李亚玲的名字，陈思成却认为她没有署名权，只是接受自己委托创作剧本的普通编剧。李亚玲认为，这种对编剧的不尊重，触及到了自己作为编剧可以接受的底线。

　　2012年年底，这场备受瞩目的官司终于宣判了，法庭宣判李亚玲拥有《北爱》的著作权。但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的是，法官认为她根本没有必要打这样一场官司，陈思成既然承认她是编剧，就是承认了她的著作权。但法官不知道，国内大部分电视剧剧本创作，都是由投资方委托编剧创作，编剧仅仅拥有获酬权和署名权。

　　不过，李亚玲与其他编剧不同，她是一个从不接受委托创作，坚持独立原创的编剧，“我自己想写的故事都写不完，生命这么有限，当然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她的处女作《大丫鬟》如此，即将播出的《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也是如此。

　　对于编剧与制片方、导演之间的关系，李亚玲认为：“这一行还是相对公平的，你所承担的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

　　坚持独立原创让李亚玲获得了更高的报酬和更多的话语权。4年前刚出道时，《大丫鬟》的稿酬不过一集一万元，随着《国色天香》、《北京爱情故事》等剧的热播，她的稿酬一直在不停地上涨，现在已经十几万元一集了。现在，她刚开始创作，就有人来谈价钱了。2011年，她创作《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刚写了7集，在上海电视节上拿出3集给别人看，就被一家公司迅速买走了。

　　与别的编剧分为几个阶段付钱不同，在李亚玲的合同里，只要拿到前5集剧本，电视公司就必须结清全款。只有拿到全款，她才会继续写下面的剧本。即便如此，许多公司还是趋之若鹜。听说她在写一个名叫《姐妹》的剧本，一家公司的老板专门飞了3次成都与她谈合作。

　　2012年，这位很有个性的编剧又有了一个新的、颇受非议的做法——向看大纲、剧本的公司收取看稿费，看大纲收1万到3万元，看剧本每集3000元，无论最终是否合作，这些费用都不会退还。李亚玲希望用这种办法剔除一些没有诚意、没有实力、不尊重编剧的公司。试行这个做法的是她的最新作品《姐妹》，第一家赶来看稿的公司很痛快地付了看稿费，看完就决定买下来。一位根本没有机会看到剧本的制片人对李亚玲说：“下次我们每集付你5000元看稿费，你能不能让我们先看？”要知道，5000元可是许多刚入道的编剧一集的稿酬呀！

　　坚持独立原创意味着前期风险只能由编剧自己承担。李亚玲的原创作品《铁血丹心》本来已经以非常好的价钱卖给了一家公司，但正准备拍摄时，广电总局推出一项限制拍摄古装题材的“禁令”，使得拍摄无限期搁置。为此，她只能将已经拿到的上百万元稿酬退还给那家公司，收回了剧本。与其他公司合作，李亚玲也允许他们后悔，“只要他们认为不满意，就可以把剧本退给我，稿酬我也会如数奉还。”这些都是基于她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自信，相信它们一定有自己的市场价值。

　　李亚玲的例子恰好印证了许多成熟编剧的观点——“打铁还须自身硬”。他们认为，只要你有能力，就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年轻编剧：为讨尾款大打出手

　　《楚汉传奇》的助理编剧吴天，在出道三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在4部电视剧中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是费明、石康、汪海林等人创办的北京喜多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签约编剧。他署名的4部电视剧，有3部都是由汪海林和闫刚主创剧本，有一部是喜多瑞自己出品。在自己信任的编剧手下干活，在吴天看来是入行的捷径。

　　《楚汉传奇》的编剧汪海林表示，给年轻作者署名，操作难度并不大，因为投资方在签署合同时会把与剧本创作相关的权利让渡给编剧，对于靠得住的新人，汪海林愿意给他们署名。他回忆说，自己当年参与《神医喜来乐》剧本的撰写，合同里并没说自己要署名，但后来该剧编剧周振天觉得他写得好，主动给他争取了一个“剧本撰写”的署名，放在片尾的字幕里。

　　吴天选择“投靠”自己的师兄，主要是因为刚出校门，就有人给他上了一课。2009年夏天，他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就有一位策划人联系他，为投资方撰写一部长篇电视剧剧本。但签合同时，关于署名的条款却不让写，并且注明，一旦出现纠纷，要在投资方所在地仲裁，而不能在吴天所在的北京仲裁。

　　后来，吴天勉强写完了初稿，但投资方表示，他们有一些口头建议，需要吴天再做修改。由于自己在外地，吴天拜托两位同学替他到投资方所在地修改剧本。没想到，投资方提供的建议很无厘头，改了七八遍都不能通过，两位同学还被投资方很客气地“看管”起来，吃得好，住得好，一切都好说，但是，剧本没改完就不让走出宾馆大门。

　　剧本完成后，吴天才发现，这个投资方其实只是个“二道贩子”，而策划人更是“三老板”，他们拿到吴天创作的剧本后，再和真正的投资方谈生意。最终，吴天和自己的同学谎称会继续修改剧本，才幸运地“骗”到了部分尾款。这次经历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编剧这个行当不仅有“江湖大哥”，也有“江湖骗子”。

　　“我现在很想对刚入行的人说，单打独斗很艰难，一定要找个好师傅，我和几个同学加入喜多瑞之后，汪老师他们不仅会跟投资方争取我们的署名权，还会提醒我们‘哪里有老虎出没’。”吴天认为，正是那两个月的无厘头闹剧，促使自己尽早做出了正确选择。

　　“‘枪手’在道德上没有什么不妥，他们就是我们的昨天，我也认识一些‘枪手’，还会把他们介绍给我的朋友去做助理编剧，但我告诫他们，在名和利不能兼得的情况下，一定先要名，因为名是你的脚印。”电视剧《连环套》的编剧柳桦也表示，对于那些踏实认真的新手，老编剧应当为他们争取署名权。

　　新入行的编剧不仅署名不容易，签订合同后，索要稿费也是一个难题。吴天的师傅汪海林和闫刚也曾有过“青葱岁月”。汪海林和闫刚既是大学舍友，又是黄金搭档，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们还曾经是“战友”。为了讨回自己的尾款，他们曾经和制片人大打出手。据闫刚回忆，大概是在1999年，他们写了一个电视电影的剧本，这部电影开拍了一个星期，制片人还没给他们钱，在讨债过程中，他们和投资方动了手，稿费是要回来了，但全都付了医药费。

　　“支付稿费有几个节点，我们一般是在剧本定稿以前结清稿费，最晚也要在电视剧关机之前结清。如果后期剪辑多出几集，那这几集的稿费，一般也要在播出前结清。”但汪海林承认，自己也会遇到拖欠尾款的情况，最后的“杀手锏”是向法律求援。“一般来说，你告知对方你要打官司了，他们也不愿闹太大，勉强就把账给结了”。

　　怎样才能不被制片方“黑”得太狠？《新水浒》的编剧之一常青田，用“分期付款”给自己的剧本创作上保险。剧本创作每到一个阶段，就把前一阶段的稿费结了，不及时结算稿费就暂停撰写剧本。“如果一个编剧写完剧本还有50%到60%的稿费没有结，那就是编剧的问题了，没有结算稿费为什么还要写下去呢？”常青田被拖欠的稿费尾款也不少，“一般在10%到20%，人家不给也就算了，下次不再合作就是了”。在他看来，真打官司可能会耽误很多创作时间。

　　经验是慢慢磨出来的，《重案六组》的编剧余飞，年轻时还曾在背包里装着汽油去讨债，幸亏控制住了自己，没把汽油掏出来。“现在想起来，那时的自己真是很幼稚，后来我回过头来看，确实是本子写得不好。”在余飞看来，现在年轻编剧的境遇要比自己年轻的时候好不少，“通过各种渠道，他们可以从前辈那里学到很多经验和心得，一个爱学习的年轻人其实是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的”。

　　链接

　　编剧维权这三年

　　2010年10月

　　在“2010电视剧编剧年会”上，朱苏进、陆天明、高满堂等45名知名编剧联名抵制影视圈“剧本克隆”现象。

　　2010年11月

　　编剧李东东状告电视剧《金婚》出品方、合作者及同名图书出版方侵犯自己署名权。

　　2010年12月

　　编剧高璇因被电影《赵氏孤儿》署名为“前期剧本创作”而表示不满。

　　2011年2月

　　编剧田博声称曾为电影《我知女人心》写剧本，但制片方拒付全额稿酬，还剥夺了他的编剧署名。

　　2011年3月

　　编剧汪海林炮轰大学生电影节，认为该活动不设编剧奖是不尊重编剧，边缘化编剧。

　　2011年4月

　　近70名编剧加盟“喜多瑞”编剧经纪公司，欲抱团抗衡制片方并进行维权。

　　2011年5月

　　电视剧《中国1921》三位编剧状告该剧制片方拖欠七成稿酬，存在恶意欺骗行为。电视剧编剧工委会成立，呼吁进行维权。

　　2011年8月

　　电视剧《国色天香》编剧李亚玲炮轰制片人于正乱改剧本，“毁剧不倦”。

　　2011年9月

　　电视剧《宝贝战争》编剧梁馨月因一半稿费被拖欠，在微博公开讨要稿酬，引起同行关注。

　　2011年10月

　　编剧王佳伟在网上爆料称自己是《李献计历险记》的主笔编剧之一，但是无故被制片方取消了编剧署名权。

　　2012年2月

　　香港导演及编剧阮世生披露，电影《影子爱人》盗取其原创故事《假凤真凰》桥段和人物，声称要追究到底。

　　2012年4月

　　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编剧李亚玲，指责合作者陈思成侵权，并曾以不付尾款要挟她放弃编剧署名。

　　2012年5月

　　电视剧《攻心》精编版缩水12集，编剧赵琪提出意见并表示“很受伤”。

　　首都影视法律服务中心揭牌，被编剧们称为权威而专业的民间维权平台。

　　电视剧《川军团血战到底》在刊登整版广告时，未给编剧由甲署名，遭到质疑并引发热议。著名编剧王兴东连发11条微博，质疑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不设编剧奖。

　　2012年12月

　　编剧谭岚称电视剧《老公的春天》制片方利用自己的剧本《家有双妻》“借鸡生蛋”。

　　热播剧《楚汉传奇》编剧汪海林公开炮轰导演高希希，指责剧组在海报上不给编剧署名，只强调导演一个人的作用。

　　记者观察

　　契约精神与丛林法则

　　在现行的影视剧生产体系中，编剧的处境一直显得很尴尬。在公开场合，从未有人否定编剧的重要性，甚至为了区别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被认为是编剧的艺术，也很少有人表示反对。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编剧却往往被边缘化，很少有话语权，他们的种种权益也常常受到损害，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尽管这些年时有觉悟了的编剧站出来维权，所得其实也很有限。

　　问题出在哪儿呢？完全归结为编剧的能力低下或影响力小似乎是不妥的，毕竟因为腕儿大而在编剧、导演、投资人的权力结构中获得话语权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编剧的权益恐怕还是要放在法律和契约关系的框架内才能得到妥善的保护。而这恰恰是当今影视剧生产体系中最为稀缺的。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真实情况，是丛林法则的横行和契约精神的式微。这是造成编剧、导演、投资人三者关系极不正常的根本原因。

　　什么是丛林法则？简而言之，就是平日大家常说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这八个字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或许有过积极意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功利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准则，力量崇拜、金钱万能似乎就成了天经地义，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也被简化成了弱肉强食。我们看当下编剧、导演、投资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由这样残酷、凶狠的法则所支配呢？有本事的编剧，借助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争取到一定的发言权，也仅仅是使个人的权益暂时得到保护而已，对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能有多少积极意义呢？而且，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是观众的宠儿，而不被观众冷落呢？到那时，你只能认为是自己命运不好吗？

　　现在大家都承认，影视剧生产已经商业化、市场化，这里所通行的原则应该是商品交换的原则和公平、平等的契约原则，而不能是强盗或海盗所主张的丛林法则。这个法则的核心是将抢劫合理化，以为抢劫弱者是强者的天职。当下影视剧生产中所通行的大约就是这样一种强盗理论，在这种理论支配下，人们对影视剧生产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基本上是掠夺和破坏式的，长此以往，我们不得不为影视剧生态的“沙漠化”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很显然，遏制“沙漠化”、恢复和保护生态的最好办法，便是尊重商业社会以公平、平等为原则的契约精神，用契约精神取代丛林法则。这是改善编剧、导演、投资人三者关系的唯一出路。我们既不希望看到编剧的权益受到侵害，也不希望看到编剧做大之后对投资人或导演的要挟。作为影视剧生产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三个环节，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各司其职，各居其位，各尽其力，各得其所，非如此不能造就影视剧生产真正持久的繁荣。

　　记者 牛春梅 王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