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越来越感觉邓小平有了不起的智慧与品质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著 三联书店 2013年1月版

《邓小平时代》插图 (三联书店供图)

　　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谈话21周年纪念日。一本名为《邓小平时代》的书在国内正式发售，并刮起强劲旋风——首印50万册被征订一空，出版方正在做加印30万册的准备。

　　而在此前，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发行后，也引起广泛关注，被赞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2012年3月，这本书击败了基辛格的《论中国》，获得2012年莱昂内尔·盖尔伯奖(加拿大学者、外交官、作家莱昂内尔·盖尔伯1989年创立，奖励范围遍及全世界，旨在鼓励和推广描写有关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的优秀文学作品)。

　　但令人惊讶的是，写这本书的，是一个美国人——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

　　在哈佛，傅高义先生有“中国先生”的称号，而这本《邓小平时代》，他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写成。一个外国人，一个从来无缘与邓小平本人会面并交谈的外国人，为何要写邓小平和中国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又如何在庞杂的史料中清晰地寻找出历史轨迹与一代领导人的命运连接？

　　“写给美国人看的书，在中国出了风头”

　　毫无疑问，邓小平代表了一个时代。而关于邓小平的书，一直也没有断过——《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小平你好》《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小平印象》，对邓小平的关注，对邓小平思想轨迹的好奇，一直是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既然有这么多相关图书，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邓小平的书？

　　“我原本是写给美国人看的，现在却在中国出了风头。”傅高义不无幽默地说。

　　他表示，早在10年前，自己就立下志向要写一本向美国人介绍亚洲重要发展的图书。最后，他把目光锁定在了邓小平身上。他认为，亚洲的重点在中国，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最大的，正是邓小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源于他领导的改革开放。但是，当前的美国人，对中国30多年前启动的这场变革、对于其领导者邓小平，评估显然不足。“要了解亚洲，就得了解中国，要了解当代中国，就得了解邓小平。”

　　“这本书虽然名字叫《邓小平时代》，但是我要写的其实不只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我更想告诉读者的是：3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场伟大变革，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由谁主导的，影响又如何。”傅高义说，“我必须告诉他们：需要重新认识邓小平。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到邓小平有着了不起的智慧与品质。”

　　与邓小平从未会面，胜似会面

　　很难想象，这部中译本有64万字的书，竟是在傅高义70岁时开始创作。为了更好地了解邓小平，在10年的时间里，傅高义收集并研究了大量文献资料，从《邓小平年谱》，到当年的杂志报纸，再到相关人士的回忆录，还采访了300多人。他采访过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邓琳、陈云的子女陈元和陈伟立、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和胡德华。长长的采访名单还包括江泽民、钱其琛、任仲夷等中国高层领导；也包括与邓小平有关的世界政坛领袖，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霍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前国务卿基辛格等等。然后从这些资料与谈话里获得信息，进行分析，不断丰富乃至调整自己对邓小平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感受邓小平经历过的环境，傅高义还在邓小平一生中的重要地点分别小住数日：他的出生地四川广安县，打过8年游击战的山西太行山，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基地——成都与重庆，以及1930年代生活过数年的江西瑞金。

　　不过，令傅高义遗憾的是，他从来没与邓小平本人会面并交谈。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经历：1979年1月，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招待会上，当时傅高义距离邓小平只有几步之遥。由于音响效果糟糕，从扩音器中完全听不清邓小平及翻译在说什么。因此，他必须得像一个历史学家去诠释自己的研究主题一样，通过研读文字材料诠释这位中国伟人。

　　写邓小平最好的一本书？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出来，有不少学者直呼：“这是当代写邓小平最好的一本书。”事实果真如此？这本书和以往的书到底有什么不同？

　　记者采访到该书的责编叶彤。叶彤认为，相较于过去的邓小平研究专著，此书是站在西方的角度，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邓小平的看法。这本书的看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叙述独具匠心，很多地方极富见地。比如全书的篇章结构就明显地以1978年至1992年这14年为重点，占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以便着力描画作者所强调的“邓小平时代”，并认为这14年是中国大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邓小平一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是书中披露了很多中国读者尚不熟知的细节。比如，傅高义对改革初期的邓小平外交、军事行动，有相当翔实的描述，很多细节引人入胜，这实际上也有助于读者充分了解中国独特的外交、军事处境。例如书中(三联版第338页)描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1979年年初邓小平访美，有美国国会议员逼问邓小平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邓小平回答说，“噢，这事好办！你们想要多少？1000万？1500万？”他说的时候不苟言笑，国会议员们再也不敢追问下去。

　　而这样的细节，在书中比比皆是，生动，又颇有西方人的异域视野。

　　三是全书对邓小平的性格特点、各种人事关系的描述尤其让人感兴趣。比如全书特别强调邓小平用人注重能力、才干、业绩，有组织原则和公心，完全不注重派系。

　　第四全书特别比较了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差别，强调邓小平汲取教训，对人事、政局不搞大批判、大整肃。就这些方面来说，傅高义先生对邓小平政治性格的描述极其充分，把握得相当准确。

　　着墨不多的重庆，惊涛骇浪

　　记者发现，该书中第一章有几次提到邓小平在重庆的早年经历。虽然笔墨不多，但也可见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邓小平与重庆的渊源非同一般。

　　比如，书中写到，1919年秋，邓小平参加了重庆抵制日货的运动。对这一笔带过的经历，傅高义的评论是“从那一刻起，邓小平本人便与中国人努力摆脱洋人欺侮、恢复其伟大和强盛地位的事业分不开了。”

　　书中还写到，此后，重庆又成立了为期一年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目的是帮助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学习国外的现代化科技做相关准备。邓小平参加并通过了入学考试，1919-1920学年在重庆的预备学校里学习，做留学准备。

　　对邓小平这些早年经历，对这些懵懂的社会抗争，作者傅高义没有放过一点蛛丝马迹，他精心地组织，细密地叙述，狡猾地点燃读者的兴趣——哦，原来西方人是这么看的。他的评论，他的视角，掩藏在这些国人熟知的邓小平经历背后熠熠闪光。

　　就像傅高义在公开场合承认的那样，“我的看法是我根据所接触的各种资料而作出的最佳判断。”

　　“今年4月，他将来渝做一场《邓小平时代》讲座”

　　作者简介

　　傅高义(EzraVogel)，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人称“中国先生”。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他32岁开始学汉语，如今82岁的他汉语说得跟英语一样好。”谈起傅高义这位“老朋友”，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周勇滔滔不绝。

　　在周勇家里，珍藏着两本《邓小平时代》，只不过一本是英文版，一本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文版，上面分别有作者傅高义用中文和英文签的名。“这是去年我到美国拜访他时他送给我的，以纪念我们两人难得的友谊，并感谢我对他写《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帮助。”

　　原来，此前，周勇就知道傅高义在写作关于邓小平生平的著作，2009年傅高义来渝参加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周勇就将自己编著的《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赠送给傅高义，供其写作时参考。据周勇透露，今年4月，傅高义将来渝做一堂《邓小平时代》的讲座。

　　在重庆付出“血的代价”

　　“傅高义对重庆并不陌生，他先后来过重庆好几次，在他的《邓小平时代》里，他也曾多次提到过重庆。”周勇说。

　　但傅高义印象最深刻的是2009年那一次，因为那一次他付出了“血的代价”。

　　那一年，“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研讨会”在重庆召开。“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是由傅高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研究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田辰雄名誉教授于2000年共同发起，前三次会议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夏威夷、日本箱根召开。

　　离开重庆那天早晨，傅高义用剃须刀剃须，结果下颚被划伤，血流不止，而国际航班已定。傅高义带伤赶赴机场。经周勇紧急协调，并陪同傅高义在渝北区医院作简单处理，傅高义便坚持直奔机场，登机而去，令周勇等人大为担心。

　　去年10月，周勇和“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海外资料搜集考察团”的成员，受邀去哈佛大学傅高义先生家里作客，他们有了一次难忘的会面。在会面时，两人还谈到这件事情。当时，傅高义爽朗地哈哈大笑，还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当时，我觉得这位老人真的十分可爱，他没有半点架子，有时更像一位性格率真的‘老顽童’。”

　　全力支持重庆抗战大后方研究

　　傅高义认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日本在面对这个历史问题时应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尽管日本政界有一些人为二战中的行为道歉，但还远远不够，应该详细承认并面对具体事情。

　　周勇回忆，去年在傅高义家中的这次拜访，两人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和他谈起了参观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体会。我告诉他，作为美国在二战时的敌人，德国今天已经成为美国的盟友，尽管如此，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对纳粹德国的清算仍然淋漓尽致，这说明，只有彻底的清算，才有永久的和平。现在研究抗战历史，也是要维护中美英苏当时确立的战后世界秩序，日本应该严肃认真对待这段历史。”

　　傅高义对周勇的这个观点非常赞同，他拉着周勇的手，连连点头称是。当周勇讲起此次来美国收集抗战史资料的情况，并请求指点和支持时，他干脆地说：“没问题，我给你们找一位朋友来。”

　　不一会，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便匆匆而至，并向周勇承诺，自己将全力支持周勇一行关于中国抗战资料的收集。

　　不仅如此，傅高义还当场表示，他将出席2013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中日战争共同研究第五次研讨会”。

　　记者 匡丽娜 实习生 张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