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蔡锷联手共同倒袁 倡议建立松坡图书馆

　　在北海公园湖泊北岸，坐落着一个幽静的院落名快雪堂，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它是松坡图书馆原址。松坡图书馆的建立见证了梁启超与蔡锷深厚的师生情谊，笔杆子和枪杆子共同倒袁的悲壮历史。

　　与梁启超的师生之谊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后改名“锷”。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1897年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蔡是向梁执弟子礼的学生，那时他就显得才华出众。1899年他与时务学堂的一些同学东渡日本留学，住在梁家约一年多继续向梁学习。1901年12月经梁启超等人多方设法，蔡锷获得湖广总督张之洞资助，作为自费生进入日本成城学校学军；1903年又获得湖南抚院奖励，转为江南官费生，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深造；1904年10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建立新军，开办陆军学堂。

　　据当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朱德回忆，蔡锷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毅。蔡锷人沉静，态度庄重，对待自己及所有学员都要求很严。时间证明这个瘦弱的人乃是当时最出色，最富有潜力的领导人之一。他拥有与生俱来的组织和行政才能。

　　蔡锷每晚办公到深夜，正在滇军任职的朱德有时去看他，谈些有关自己进修的问题。他的办公室里四周堆满了中文和日文书籍，有些书朱德可以借出去看。蔡锷还订有报纸，有些是共和派的秘密报纸；有些来自香港和东京。这些报纸大声疾呼猛烈攻击各式各样的帝制派，主张武力推翻清廷。蔡锷虽准许朱德在他的办公室里阅读这些报纸，却从不表露自己的意见，对清廷也从不表露不满之意。他同其他教官不同，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他白天像个驱策苦工的人，使自己和学员忙碌不堪，其他时间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

　　头脑中充满智慧的蔡锷当时深得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信任。1911年10月30日云南起义前夕，有人将起义消息密告给李经羲，李经羲立即给蔡锷打电话询问，蔡答一切平静，各指挥官和参谋都吃饭去了。其实这些军官和参谋早已被蔡锷抓起来了。李经羲下令要蔡锷把新军里的革命派嫌疑分子一网打尽。铐起来见他，蔡答“一个钟头内全部抓住带到”。李深信不疑。

　　当晚蔡锷和其他同盟会的领导到起义士兵集合点，坐上最高指挥官席位，朱德吃了一惊。蔡用他那特有的冷静，高亢的声音，发表简短的演说，说明他已被同盟会推举为总督，新军要立即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统治，同宣布脱离北京而与独立的13个省站在一起。其后的战斗证明蔡锷不愧为辛亥革命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蔡梁联手共同倒袁

　　1913年12月，有人警告袁世凯，说是有个名叫蔡锷的“危险的天才”还远在云南，最好调到北京来严加看管。袁随后电令蔡锷入京，出任经界督办和将军府将军。

　　在是否进京这个问题上，云南的所有共和派开了无数次会议进行讨论。蔡锷明白，如果拒绝，将给袁世凯以口实，自己今后也只能在被暗杀或逃亡之间选择一条路了。而此时蔡的老师梁启超在北京政府任司法总长，也许能保住他。蔡锷的目的是只要能维持住云南的革命政权，把全省置于国民党控制下，共和派今后便能重整旗鼓，因此他不顾个人安危，动身北上。

　　1915年初，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宴请梁启超，隐露变更国体，复辟帝制，求梁赞同。“语既格格不入，梁知祸之将至，遂移家至天津意租界。”同年8月14日，旨在恢复帝制的筹安会成立。次日蔡锷来天津，与梁启超同到汤觉顿家商议一夜，决心共同讨袁，梁即草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袁世凯得知后托人以二十万元贿梁请勿发表，遭婉拒后，袁派人来威胁：“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自苦”。此后梁被侦探日夜包围。

　　蔡锷回京后，伪装拥护帝制，对人说：“我的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但同时他给云贵旧部发了数十封密电为起义做准备。这些电报引起了袁世凯的警觉。10月14日袁派人搜查蔡府，希望找到电报密码，而此时密码已存放在天津梁启超的卧室中。蔡锷则躲在名妓小凤仙家里，以品茶奏曲为乐，借以迷惑袁世凯。此后又以患喉疾为由，多次请假赴津医治，并于12月2日离津赴日本转道越南回到昆明。

　　1915年12月25日起义前，蔡锷病得很厉害。朱德回忆道：见到蔡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只见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个眼睛还闪闪发光。当他向我走来时，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蔡锷将起义计划报告完毕，朱德对他说：“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看了看朱德以后把眼光移到别处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起义后宣布云南独立后，蔡锷以一省之力搏一国之力，战斗异常艰苦。他拖着病体，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近四个月平均每日睡不到三小时。而除贵州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独立外，其他西南各省暂持观望态度。蔡处境危急，曾数度急电向老师梁启超求援。为了联络东南各省和争取国际支援，梁启超在蔡锷离津14天后（1915年12月16日）赴上海。临走前一小时去和李夫人告别，把事情大概告她。夫人说：“我早就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说我当然也不问你”。“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以前梁出门时夫人从不送别，这回是凌晨三点钟，却送他到大门口，很像是一种可能后会无期的感觉。

　　梁启超到上海发觉有人跟踪，朋友带着他每走三四条马路就换一次车，换了七次才在友人家住下。过了几天又发现有人跟踪，梁于是在英租界租了一所房子，王夫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陪住掩护。本不想让英捕房知晓，但情况危急，不得不通知他们请派遣两名巡捕来，日夜轮流看门。1916年3月4日，梁启超在日本友人帮助下，乘横滨丸号船偷渡到香港，不敢上岸，从海上坐运煤船到越南海防。在船上白天躲在锅炉旁的小屋内，闷热难耐，深夜才能到甲板上透气。经海防4月4日终到南宁。而陆荣廷已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此前梁派人给陆送去他写的《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和《广西致各省通电》促其独立。

　　4月6日广东龙济光宣布独立，梁启超与陆荣廷赴粤。途中得知4月12日发生“海珠惨案”，与梁情同骨肉的挚友汤觉顿等三人先遣队被枪杀，梁不为所惧，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终于说服广东各派，稳定了局势。事后有人对梁说，你演说时声如打雷，手拍桌子震得桌上玻璃杯叮当响。之后，4月至5月，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相继独立。6月6日袁世凯病故。6月29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护国战争取得胜利。

　　梁启超倡议建立松坡图书馆

　　残酷的战争摧毁了蔡锷的健康，他患了喉结核病，日益严重，最后已无法说话。1916年9月初赴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年仅34岁。噩耗传来，梁启超万分悲恸。12月3日向17位督军和省长致电，发起在上海创办松坡图书馆，以纪念蔡锷，获各省响应，并公推他为筹办主任，随即在上海成立“松社”，但因“时事多艰，集资不易，久而未成”。1920年春梁赴欧洲游历返国，松社同仁认为图书馆应予筹办，并认为此图书馆以设于首善之区北京为宜。1922年梁上书总统黎元洪，获准将北海公园快雪堂及石虎胡同7号官房为馆址。

　　决定以快雪堂为第一馆，专藏本国图书；石虎胡同7号为第二馆，专藏外文图书。快雪堂前二进作为书库和阅览室，后一进为蔡公祠，内挂蔡锷及护国之役先烈相片，玻璃橱内陈列着蔡锷的军服、军刀、望远镜等遗物。第二馆于1923年6月1日开馆，第一个月即接待读者456人。第一馆于1925年10月开馆。由于设在公园内，进门须购门票，所以读者不多，但也因此吸引了一些喜好幽静的学者，来此从事研究和写作。

　　梁启超每周都要来第一馆住三天从事写作。他生前一直为该馆募捐基金。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助教蒋善国记载：“梁在研究室起草《中国文化史讲义》，每日三千言，并指导研究生一切功课。此外每日为松坡图书馆鬻书捐助基金，挥毫不辍，其病纯由于劳累过度所致。当时名医肖龙友为之诊治，曾谓余曰：‘梁先生不能静养，执笔不辍，如能百日不看书，余定保其痊愈也’”。梁启超为松坡图书馆所做的一切表达了他与蔡锷的生死情谊。1929年初梁启超病故。由于经费不足，松坡图书馆两馆合并。1949年5月松坡图书馆与北平图书馆合并，继续开放了几年之后关闭。其后曾作为书库和家属院。1987年交还给北海公园，蔡锷遗物移交到国博。

　　1945年秋，被蒋介石剥夺军权，派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来到松坡图书馆。我父亲正带着我和妹妹与梁家在京后人一道，站在该馆东侧门前的山坡上，只见个子不高的他，两眼有神，身披礼服呢军斗篷，缓慢走进松坡图书馆。李宗仁早年就读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1910年入同盟会，1913年任广西将校讲习所教官，此期间正是蔡锷在西南各省建立新军之际。估计他是在蔡的忌日来表示悼念和敬仰。如今的快雪堂已变成了书法博物馆，难寻松坡图书馆痕迹，但每每经过此处，总能想起梁蔡二人爱国爱民的生死情谊。

　　（作者为梁启超弟弟梁启雄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