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仅是县委书记的华国锋如何得毛泽东青睐？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1945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1949年南下。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后的二十多天——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个年轻人，说是来京“学习”，连此人自己也一时闹不清来京干什么。

　　此人只有三十七岁，标准的“少壮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于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那里的第三把手。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年轻人，称他是“工农兵”干部——工人出身，在农村干过，又当过兵。早在中共九大时，王洪文便跃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毛泽东还从湖南调来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五十一岁，名唤“华国锋”。其实他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其实，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1945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1949年南下。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1958年，华国锋任湖南省副省长。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8年8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9年，当中共九大召开时，华国锋与王洪文一起进入大会主席团，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1971年2月，华国锋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国务院的一些工作，与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领导，表明他开始迈入中央。

　　毛泽东还看重李德生。李德生比华国锋大四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在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参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司令。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这表明毛泽东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为在爆发“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要召开中共十大，以对林彪、陈伯达问题作出决议，对林彪、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内的空缺，作出组织调整。

　　当然，毛泽东也在考虑，从陆续调到中央的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选择接班人。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泽东青睐的，还是王洪文。

　　对于王洪文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像，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像，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