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成都政府大刹奢侈风:餐厅不卖酒 不准收小费

　　抗战时期，国库紧亏，地处内陆后方的成都依旧有人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难怪百姓言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无奈之下，政府发布限制消费法规，一时间满城大小馆子贴满禁酒令。

　　不闻前方军情急 照旧笙歌把酒端

　　“七七事变”后，全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成都虽然地处后方，但依旧派出了自己优秀的儿女奔赴前线浴血奋战，各行各业也加班加点地生产前方急需的物资，就连普通市民百姓也都在节衣缩食支援前方。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了稳定后方金融，支付抗战所需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先后制定了包括“紧缩支出，使有余力补助中央战费”等一系列有关政策；1941年又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口号，强调发展战时经济，厉行节约，解决财政危机对争取抗战胜利的意义。

　　但是，在大后方仍然有一些人沉迷于花天酒地。当时的成都，虽然位于天府之国的腹心，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商业也还发达，但抗战爆发后，涌入了大量内迁的机关厂矿和学校，成都人日常相对闲适地生活随日用品与粮食的供应短缺、物价的上涨一下子紧张起来。尽管当时政府也开展了诸如“禁止妇女烫发”、“提倡穿土布”、“不准开舞厅”、“婚丧节俭”等一系列措施，但大多还是走走过场，尤其是一些达官富人更是生活奢侈，堂会照唱，舞会照开，馆子照进，茶馆照坐，洋货照买，青楼照耍……

　　难怪百姓们形容这些人是一群“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败家子。

　　财政吃紧出新政 全面限制吃喝风

　　面对抗战日益增大的财政所需，加上国民政府不断加大的地方税负，成都政府当局抠痛了脑壳，无奈之下，于1943年12月紧急出台了《成都市消费节约实施办法》，首先拿“大吃大喝”消费恶习开了刀。

　　在成都现存的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规定全市所有酒楼餐厅、“苍蝇馆子”(街头小饭馆)和面馆，一律不准卖酒，哪怕是自带酒水也不准在馆子里喝。所有馆子一律不准售卖“舶来品”，还一律不准收小费。全市的酒楼餐馆中餐一桌限制在七菜一汤内，西餐限制在三菜一汤内；而且中餐每桌不得超过1200元法币，西餐每客不得超过120元。

　　至于遍布街巷的苍蝇馆子，一至三人就餐限制只能点两菜一汤，四至六人限制超过四菜一汤，七个人以上也不能超过六菜一汤，而且每道菜不能超过三十元。面馆里的面，不管你是啥子臊子，每碗一律不准超过十元；就连点心铺卖的各种糕点也有限价：每个不准超过三元。

　　所有这些限制措施，还由警察局印成标语广告，分发给各街的街正(类似现在社区负责人)，张贴在各个大小馆子和商铺，提醒消费者自觉注意。同时，警察还派出警力不时在馆子里巡视，发现有食客就餐“超标”，立马理抹馆子老板，轻则罚款，重则带往局子里关你娃儿几天禁闭。

　　服务行业没跑脱 统统都要喊节约

　　其他，诸如影剧院、书场、理发店、茶馆、旅馆、洗澡堂子等服务行业，也一个都没跑脱。

　　先说影剧院书场这一类娱乐行业，“办法”规定了无论是啥子档次的影剧院，每个座位的票价不得超过八元(平时分为三元、五元、八元、十元、十二元不等)；以卖茶为盈利主要方式的书场，也无论座位好坏，只准卖八元一碗的普通茶。影剧院和书场，也不准再出售瓜子花生和米花糖等零食。就连平时穷苦人家娃儿在这里给人打扇子挣钱都被取缔(热哇？各人使劲扇。)

　　当时，成都在西南省份里，还是一个走在时尚前面的城市，不少理发店都可以为女士烫出各种各样的“刨花头”，也可以吹出上海滩流行的“飞机头”。虽然在这次“办法”出台之前，就已发出布告禁止女性烫发了，但这回还加上了“禁止使用各种电器工具”一条，明的是节约用电，暗的是让妇女压根就打消烫卷卷头的想法；还规定男人只能接受修面、刮光头、剪样式三种服务，修面不能超过五元，刮光头不能超过十元，剪个“分分头”也不准超过二十元。

　　茶馆更惨。原来成都的茶馆不光卖普通成都人爱喝的“三花”，也卖云南滇红、黄山毛峰一类的高档茶，每碗的差价都在十元左右。这回出台的“办法”来个一刀切：无论茶馆档次如何，每碗茶一律不得超过三元。而且还规定不准新开茶馆，连茶馆想搬迁新开张都不行。

　　浴室和旅馆业也是限制价格的重点。浴室定下了不准超过三十元一人的标准，旅馆则按照特等和甲乙丙丁戊六级，分别规定了上至二百元、下至十五元的上下线。

　　不仅如此，“办法”还特别规定，不准售卖外国进口的化妆品、丝绸、呢绒等奢侈商品。

　　规矩定得很详细 执行起来有难度

　　按说这些消费节约的办法制定得还是很详细了，那是不是成都市面上那股奢侈风一哈就“清爽”了呢？想得撇脱，首先，政府在对这些行业实行消费价格限制的同时，并没减轻商家的税负。商家们纷纷议论：你政府喊我们限价节约，我们同意，但政府你咋个不减免税负呢？这头要我们减少收入，你那边又要加重苛捐杂税，还要不要人活。

　　于是，相关的行业公会联名给政府写申请，要求减免税负。哪晓得政府装聋作哑，不给你一个明确说法，商家执行起来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其次，这个“办法”只是要求商家执行，没有对消费者进行制约，遇见一些“歪人”估到要超标消费，商家还不是只有违心“强卖”。1944年春节前，成都著名的“朵颐”餐厅来了一帮袍哥大爷，他们先把盒子炮往桌上一拍，喊堂倌上酒上菜，堂倌不识时务地告知本店响应政府号召概不卖酒，而且一桌点菜不能超过1200元。话音刚落，一大“耳屎”就甩到他脸上：“啥子？老子就是冲到你们牌子来的，敢不给老子把酒端来，当心炮火不认人哈！”吓得老板一趟子跑出来赔不是，好酒好菜的伺候一番，完了还封个红封封告罪赔礼。

　　再次就是警察们喊黄：“咋整哦，不得行哦！未必喊我们天天守到馆子、理发店、影剧院书场和澡堂旅馆门口，看人家吃饭理发和洗澡住店嗦？就算逮到有客人不听招呼，也多半是有权有势的人，哪个惹得起嘛？”于是，警察们通常也睁只眼闭只眼，麻麻咋咋吼两声，算交差。 姬勇

　　图片由成都市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