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我作为邮电部的干部来到西藏邮电管理局工作，亲身经历了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发动的叛乱，并参与了平叛斗争。

　　山雨欲来

　　实际上，西藏反动上层集团的叛乱活动由来已久。在西藏和平解放前，西藏反动上层就勾结外国敌对势力，企图以武力反对人民解放军进藏，对《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1952年又成立伪“人民会议”，提出“请求人民解放军出西藏”的反动口号，并对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进行经济困逼。

　　1955年以来，川、甘、青藏族聚居区上层反动分子就不止一次举行武装叛乱。1958年前后，四川甘孜、青海方面的叛匪不断向西藏昌都地区流窜，并向拉萨方向流动。这一年，设在印度噶伦堡的叛乱活动组织指挥部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西藏福利协会”等反动组织，并出版了反共、叛国的《西藏境报》，不断偷运进藏，到处散发，进行反动宣传。美国特务以噶伦堡为基地，与西藏地区的反动上层及叛乱分子串通一气，频繁进行联系，策划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此后，西藏地区的局部叛乱活动越来越多，并加紧准备全局性的武装叛乱。

　　到了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初，拉萨上空已是阴云密布。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的迹象经常出现，也经常传来一些不幸的消息。

　　根据西藏工委的指示，自治区各机关单位及拉萨市各单位都要组织民兵，将所有的干部职工都组织起来，共同成立一个民兵团，一般是两三个单位成立一个民兵营，每个单位又分别成立民兵连、民兵排。我所在的拉萨市邮电局自己成立一个民兵连，我任连指导员。当时，拉萨市邮电局有正式职工99人，不分男女，不分民族，全部成为民兵。民兵连下设几个排，我们把部队转业的老兵及年轻小伙子专门组成一个基干民兵排。基干民兵排有几挺轻机枪，每人都有1支长枪或冲锋枪，并有4个手榴弹。成立了民兵组织以后，我们立即加强民兵组织的军事训练，还把女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了后勤组，一旦打起仗来，负责烧水做饭、医疗卫生、运送弹药等工作。每天夜间从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民兵都要站岗放哨，每两个人一班岗，两小时一换，每一班岗有一个基干民兵和一个普通民兵。白天在大门口有两个人专门值班。

　　这期间，拉萨街上经常出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身别长刀，凶相毕露，遇到汉人斜眼而视，有时吐口水，撞膀子，用藏话骂人，有意挑衅。我们走在大街上感到很不安全，于是一再告诫职工，白天上街要两个人以上，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晚上不要出去。

　　风声越来越紧。从1958年起，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指使以恩珠、公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烧毁桥梁，破坏交通，伏击我运输汽车，对拉萨到林芝的交通造成严重障碍。拉萨通往山南及其他地区的交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叛匪的气焰愈演愈烈，袭击我党政军机关和部队的事件不断发生。如1958年9月17日，西藏军区门诊部十几名医护人员坐车到日喀则执行任务，在路上遭到叛匪伏击，十几名医务人员全部牺牲。12月19日，我人民解放军一五五团三营护送去山南的车队，先后在贡嘎、扎囊遭叛匪伏击，他们多是打冷枪，打死我一名副团长、一名营长和山南分工委的一名干部，共死伤一百七八十人，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类似事件有十多起。

　　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反动上层策划的叛乱活动，一方面进行义正词严的批评，另一方面耐心教育等待其觉悟。我驻西藏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仍然坚决执行《十七条协议》，争取和平解决问题，坚决执行中央对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只要他们不在拉萨发动叛乱，我们坚持不打第一枪，不主动出击，也不改编藏军。但是，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头目，把中央人民政府的宽容和忍让视为软弱可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加速叛乱步伐，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勾结敌对势力，纠合了四川、青海及西藏各地的叛乱武装，发展到2万余人。大多数叛乱分子都盘踞在拉萨城内。他们加紧准备叛乱活动，营造基地，在罗布林卡周围，在布达拉宫城堡下和市区修建工事，挖掘战壕，并多次接受外国特务机关空投接济的枪支弹药、电台等军用物资。1959年3月上旬，他们利用“传召”(一种宗教仪式)的机会，纠集了叛乱分子7000余人，分别占据了布达拉宫、药王山、罗布林卡、大小昭寺和拉萨市各要点及建筑物，对西藏工委机关、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的驻地和西藏军区形成了从西、北、东三面的包围圈，南面是拉萨河，我们的处境极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