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长期身居要职，他的举措也常常影响着当时党的一些行动。南昌起义时期，他曾试图阻止这一党史、军事上极为重要的军事行动，现在我们还原史实，使人们对南昌起义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1927年，是中国革命党人经历血雨腥风的一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上百名工人、市民横尸上海街头，几日内，著名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等被杀害，数百人被杀、被捕；4月15日，广州逮捕、屠杀工一人、进步青年2000多人；4月28日，中同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在北京壮烈牺牲；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残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反革命叛变。……为了不被反革命的气焰压倒，为了表达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在武汉的党中央，根据在九江的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之后立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组织、领导这次“暴动”(当时用语)。

　　当时的张国焘，是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对一些党内决议负有重要的决策权，但是在南昌起义前，他却以个人意志强加组织决定，层层阻挠。如若不是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完全可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断送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行动。

　　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离开武汉，赶往南昌。周恩来离开后不过数小时，中央再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刚得到的共产国际对于此次行动的电报内容。共产同际的这封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由布哈林具名发出的。据史料记载，对待这次起义的态度，原文中有这样关键性的两句：“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以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解：“这无异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按照这个思路，几位参与中央常委会的同志(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均认为，南昌起义“必有胜利机会”。所以，便委派张国焘前去南昌，传达电报内容并“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当时的会议在议在汉召开)的事实。”但是，这样本来颇为清楚明晰的言辞和态度，在张国焘那里却出现了歧义。原来，当时的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张国焘的认识。这里，有必要把将当时的背景情况作简要介绍。

　　当时，我党准备起义的部队中的几支主力，事实和名义上，大都归张发奎指挥。如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周士弟所率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及影响并参与起义的七十五团，七十四团机枪连，蔡延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等。由此看来，当时的张发奎倘有革命姿态，甚至参与进此次暴动，这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此时的张发奎所倚凭的是汪精卫武汉政权，已明确反共，并开始采取手段镇压其产党人和革命力量。但张国焘仍认为：“张发奎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称得超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更重要的是，形势已然如此，张国焘不从时局变化和人的态度转变去考虑，却反复强调张发奎爱护袍泽，不分共产党或非共产党员。在一度时间，张发奎的确表示过自己的第四军将保护共产党员，但眼下，我党需要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起而暴动”，张发奎还会“保护”其而支持吗？当然不能。此时如果仍将希望寄存在张发奎身上，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倘若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判断有了偏差，产生误区，他的思维方式就会顺着偏见发展，从而忽略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应该说，此时的张国焘正是发生了这样的认识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