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后到上海。先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总译，后来代理公学校长。他因为译书院有印件而和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交往。张先生说：“昔年元济罢官南旋，羁栖海上，获与粹翁订交，意气相合，遂投身于商务印书馆。”现代出版家陈原同志说：“当年一个工人出身的企业家能与一个知识分子大学者‘意气相投’是很不容易的事；反之，亦然。”

　　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有其必然性。1902年1月，他发表了《答友人问学堂事书》，这是一个他对教育的纲领性文字。第一条就说：“勿存培植人才之见”，第二条讲：“勿标讲求西学之名”；这是他认为的办学宗旨。接着，他提出勿以洋文为常课，勿以洋人主持学事，勿沿用洋人课本，这是最要办法。他提出，教育的宗旨“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要汲汲于教育之普及，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张元济无疑是中国近代普及教育的先行者。而他的普及教育是用提供好的教科书的办法来实现。张元济以此入手，亲自编纂，终于编成了一套高质量的《最新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按学制编纂课本称《最新教科书》，再分语文、算术、常识等，完全符合学制，出版后大受各地学校欢迎。

　　《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辑，采取圆桌会议合议制，不仅研究编写的原则，也对编好的课文进行集体审订、修改。据原编者蒋维乔后来说，这种做法一方面保证了书稿的质量，另一方面，因为彼此的宗旨相同，能够互相谅解，“以为一人识力有限，必须互相批改，以求至当。国文部中遂成风气，彼此水乳，毫无成见。”集思广益是这几本课本获得高质量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个《最新教科书》有一件不为人知的影响我国教育的大事：课本里国文用书的分量规定每周阅读、温习为十小时，习字三小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1912年1月19日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第二条所规定的初等小学校各学年每周各科教授时刻表，就是原先商务印书馆所发行的课本上规定的授课学时。1912年规定的学制、课程分配等事项，到现在基本还在用。

　　教育家蔡元培在20世纪初说商务印书馆的课本编撰对教育的影响：“于是印刷之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其创始之者，实为商务印书馆。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疏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

　　沈雁冰所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我想，他和蔡元培所说是一个意思。使出版变为一种积极的推动社会的力量，达到了张元济当初加入商务时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目的。

　　延续祖国文化

　　一个民族的延续、发展，依靠文化的流传和传承，依靠文字，后来则依靠文字载体的书本。书本用纸张，容易破损，就有流失的可能。防止书籍泯灭的方法之一就是及时重印出版，近代对古籍则用影印方法复制。

　　商务印书馆影印了诸多罕传古籍，其中不少是向珍藏善本的著名藏书家借来的。有鉴于商务印书馆的声誉，藏家大都愿意免费借用。《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大型丛书的出版，正是商务印书馆努力延续祖国文化之见证。

　　面对民族灾难

　　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在闸北燃起了战火，三四个钟点以后东方发白，商务印书馆这个和平的文化教育事业机构突然成了日军飞机的军事目标，飞机在商务的厂区投掷了6枚燃烧弹。枢纽机关总务处、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存版房、附属尚公小学都被烧毁。次日，编译所、马路对面的东方图书馆和研究所又被日本浪人纵火燃烧。

　　大火中烧毁的可以计算的物质财富，合银元1633万元。无法计算的，有无数正在排版的书稿，东方图书馆里未及运走的四十多万册中外文书和几部稀世孤本。“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我们可以想象这位经营商务印书馆30年，苦心为涵芬楼搜罗珍善本图书的老人当时的心情。

　　商务虽然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张元济并没有灰心，决心重新干起，虽然他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他在答复朋友们的慰问里说：“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诚竞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半年后商务印书馆终于复业。恢复商务，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表现出不屈的民族气概。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和商务的行政负责人王云五再次研究应变方针，决定搬运上海闸北地区机器物资到租界，加速长沙建厂速度和扩大香港工厂，动员工人到香港、长沙工作，出版适合战争需要的读物。

　　随着战争的推移，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到长沙，但是董事会仍在上海，利用香港作中转，指挥方针大计。应该提到的是，在沦陷了的北平有京华印刷厂，不接日伪印件，没有生意又不关门，仅仅排并无力量出版的丁福保和周云青编的《四部总录》，因为不开工日寇就要征用机器、铜、铅、纸张。上海工厂：“上海方面因环境关系，所接外来件范围较狭”。所以“狭”，是不接日伪印件。

　　1940年3月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张元济马上想再版自己3年前出版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并写信给胡适求序：“弟于三年前辑有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选自左传、国策、史记，凡十余篇。译为白话，意在供中小学校学生之诵览。颇慨叹近来人格之堕落，思从少年身上加以挽救。”

　　这本书是在1936年编的，他从古书里选择了十几则杀身成仁的事，意思是中华民族历来“有杀身以求仁”的高尚人格，衮衮诸公若能“无求生以害仁”，那么我们民族就有复兴的一天。

　　他就是不求生以害仁的。在“珍珠港事变”以后，侵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孤岛沉没。有一天有两个日本军官坐汽车去他寓所，拿出名片要见他。他毫无畏惧地在名片背面写了“两国交兵，不便接谈”，让家属把名片退回，拒不接见。

　　俞氏明时、明岳兄弟，是商务的新股东。商务创业人鲍家的股票在1944年底就卖掉，流到俞氏兄弟手里。张元济通过陈叔通、叶揆初，了解到俞氏兄弟是可以信托的。张元济曾经和俞明时有过一次长谈，嘱托遇有商务股票大宗流动时，务请尽早通知，要他们努力防止商务的股票落入对商务不怀好意的人手里。始终努力保持商务股份不落入有政治色彩的人手里。

　　商务在文化出版界有很大影响，而“业务向来避免和政治接触”。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对在上海和日伪周旋的董事会热烈鼓掌致敬说：“当上海沦陷后，公司备受敌伪胁迫危害。但在菊生先生暨各位董事主持下坚决抗拒，始终不屉，不开股东会，不改选董事、监察人，不更改组织，甚至连公司的股本都未增加。我们实在可以自豪。处在当时恶势力下工商机构改组的有多少，但本公司始终没有改组；增资的有多少，但本公司始终设有增资。这不能不归功于菊生先生和其他几位董事。”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清政府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职。1901年，张元济先生投资商务印书馆，即着手筹建编译所，提出以“扶助教育”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方针。在此期间，商务印书馆逐步发展成为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在国内外拥有数十家分馆的我国最大的出版企业。

　　1949年后，张元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后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汪家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