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冷待周汝昌”辩

　　在《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一书中，周汝昌讲了他和邓拓“交往”的经过。1954年冬，批判俞平伯的运动日益深入，作为人民日报一把手的邓拓，派人请周汝昌来。有两个细节，一个是邓拓派车来接周汝昌，他却已经骑着自行车先行出发了，接周的车扑了空。“那时北京城里根本没有几辆汽车，黑色轿车都是要人乘坐的，神气无比。”到了邓拓办公室，“两张沙发，当中一个茶几式小桌，桌上一个大碟子，碟内堆着很高的散裸的中华香烟，这是彼时最高级的烟了。他让我一支烟在手，并且亲手为我用打火机点了烟。我深知这实在是特殊的礼遇。”

　　邓拓夸奖了周汝昌的“红学成就”，“提到了毛主席”，同时约请周汝昌写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文章，并在文章中做一些自我批评。

　　周汝昌按指示写了文章，但是，“不待说，那是水平不够的，尤其是自我批评的部分，更显薄弱。”“这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我成了一个‘不可教也’的孺子。”周文说，“邓拓对我不满，证明来源于一个事实”：上世纪60年代初，筹办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时，文联举办盛会，周恩来和邓拓都参加了。会后，“众演员围上了周总理，请示意见。”“我们一小群人在围谈，中间是邓拓。我想起了他当年的友善热情，便上前招呼，并怕他已不认识我了，自报了姓名。他听后，将眼抬起，望了我一下，头部微微一动———似点头未点头，此外无一回报，包括面色与言辞。我自讨了无趣，悄然退出了那里。”

　　这篇文章的开头说，“文革”初期，作者在“牛棚”中受审，有人朝他吼道：“看看你交往的，可有一个是好人！”于是，周“检点平生”，想写写他所“交往”与“认识”的非坏人，以至好人。于是写到了邓拓。

　　想想文中流露的情绪，再联系到邓拓在“文革”中的遭遇，不能否认周老先生有冷嘲热讽之意。只是这种冷嘲热讽是否站得住脚，却有待分析。他说邓拓对他的文章不满，如果只是说说倒也罢了，但举出的那个例子，实在让人感到并不能支撑这样一个论断。

　　首先说邓拓会不会不满？会，也可能不会。发动对俞平伯的批判，目标对着的却是他身后的胡适，以及留在大陆的一大批深受胡适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邓拓是否认同这种批判，已无可考证。须知，对胡适有成见的，是邓拓的上司，作为下属，他一定要传达上面的精神，并做出认真执行的样子。如果说邓拓的确在故意冷落周，那么这种冷落可以解释为与上司保持一致。他的上司明显看不上的一群人，他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过度热情，这与对他的文章满意与否无关。

　　再说邓拓当时的处境。上世纪60年代初，先是全国性的大灾荒，再是阶级斗争论甚嚣尘上。邓拓作为国家高级官员，深深地卷入了这一次次动荡之中。1961年到1962年之间，他操刀《燕山夜话》，对当时“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有所批评和讽刺，而此后当权者重提阶级斗争论，不能不说是受到了邓的某些刺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拓过得并不舒服。他瞻前顾后，自顾不暇。在事隔六七年之后，他是否还会因周汝昌这样一件事而耿耿于怀？

　　有一些事，当事人觉得合情合理，深陷自己的逻辑。不管这种逻辑出于敏感也好，偏执也罢，但在旁观者眼里，却觉得牵强，甚或无聊。

　　□ 王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