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般的情况来说，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虽然官位有大小、资财有多寡，但他们在个人身份上是平等的，都被看成是“士”。

　　但是，东晋南朝是一个门阀社会，又称士族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士及士大夫这样的身份，是与家族联在一起的。只有士族出身的读书人，才被视为纯正的“士”，又称“士大夫”、“士君子”、“衣冠”等等，而非士族出身的人，纵使知书达礼，学术与文学上取得成就，仍然很难进入士大夫的交际场，甚至难以取得“士”的身份，难以摆脱“庶人”的身份，而是被称为“后门”，其中稍具门第的，有时被称为“寒士”。

　　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士人”，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分别由士族社会与庶人社会两部分出身的人构成的。前者当然是主流社会，后者则不被视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人物。中国古代的文人，就是隶属于这个士大夫阶层的。所以当时的文学家，也是分别从这两种社会阶层中出来的。当然，在士族社会与庶人社会中，各自仍有等级之差别。士族社会的重要的差别，是高门士族与次门士族的差别。庶人社会中当然也有在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家和普通老百姓这样的差别。(以上观点参考了史学家的诸多研究成果，尤其是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宫崎市定、川胜义雄、越智重明等氏的研究)

　　那么，陶渊明究竟是属于哪个阶层的士人呢？这个问题，萦绕我脑子很长久了。但它显然不是仅从陶渊明这里就能得到解释的。要在研究东晋门阀社会的整体之后，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基本看法是，陶氏家族虽然在东晋时代曾为军功贵族，但陶侃出身于南方未入士大夫之流的边鄙豪族，虽然被南方士族社会的一些名士所接纳，但进入中朝士族社会之后，仍被视为庶人、“小人”一族。陶侃虽因军功获得了世袭贵族的地位，但他本人及其子、孙，是被视为武夫之辈，不入士大夫之流的。在东晋南朝，出身门第低微的武人，是不属于士大夫阶层的。

　　因此，我认为陶氏家族的个别成员，如侃子陶范、孙陶丹(隐士)、曾孙陶渊明(文士兼隐士)，其个人身份可能具有士人的身份，渊明甚至近于名士之流。但整个家族的成份，仍然不能算是士族。按照这种情况，再根据渊明父祖的仕历，我们认为渊明最多只能算是寒素士人，而且与庶人阶层很接近。

　　从渊明的自叙中，可以看出其对自己的寒素之士的身份是十分明确的：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綌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萧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

　　不管其家族原本的政治地位如何，到渊明自己的身上，完全是以寒庶士人自居了，其之所以从事在一般的士族看来是小人之事的躬耕生活，也与他的这一身份认定分不开的。

　　我们再看他的《杂诗十二首》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其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

　　《孟子·万章》：“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渊明用“代耕”来说明他为官的实质，正说明其是以“下士”、甚至“庶人”自居的。所以他以庶民的耕织为本份，正是庶人生涯。《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云：“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直接“陇亩民”自居，又《有会而作》诗序中自称：“颇为老农，而值年灾”，都是自认为是迹近庶民之流。

　　颜延之《陶征士诔》赞颂渊明平生行迹，有这样一段话：

　　岂若夫子，因心违事。畏荣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虚礼，州壤推风。孝唯义养，道必怀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禄等上农。

　　颜氏“爵同下士，禄等上农”，与陶诗“代耕”之语一样，都出自上引《孟子·万章》。颜氏这里虽然是以赞美的口吻说渊明保持了逸隐之志，“蔑彼名级”(《陶征士诔》)，但也客观地记录了渊明在当时处于“下士”与“上农”之间的社会身份。所谓“下士”，在晋宋社会，就算是“士人之末”了。《宋书·恩倖传》称担任过中书通事舍人的巢尚之时说：“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可见渊明在当时虽然以隐逸得高尚之名，但实际所处的社会阶层却是士庶之间地位。

　　当然，渊明是一位习儒修道的士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庶民。渊明对自身的基本体认，是一种贫士的身份，即《感士不遇赋》、《咏贫士》等作品中展现这种士流。“我实幽居士”，“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鸿雁乘风飞，去去当何极。念彼穷居士，如何不叹息”，可见他的基本身份还是属于衣冠士人。

　　但在渊明看来，“士”的职志在于习诗书礼义，行道以济世拯人。当他以这种标准来看待士的内涵时，又觉得自己实际上不够“士”的资格。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自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既然不能行道，甚至连“忧道”都做不到，就只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其所忧也就不在道，而在贫。

　　这样的行为，当然算不上是真正的士流了。这也是他说“聊为陇亩民”的真意所在。在传统的观念中，“士”是不需要从事田耕等体力方面的劳动的。《劝农》云：“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这一番话，是为因习儒行道而不能躬耕的士人说的，认为只有他们可以不自食其力。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渊明自己甘心从事的农耕劳动，是在意识上自觉地从世俗理念中的那种不自食其力的“士”的身份中退下来，甘愿承认自己的庶民地位。庶民中农夫是以耕种为业，并且有赋税力役的义务，鲍照的《拟古》其六：“束薪幽篁里，刈黍寒谷阴。朔风伤我肌，号鸟为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输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寻。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这首诗写的就是一位汉朝的庶民阶级的寒士耕樵及纳赋、力役的情形，其实说的就是鲍照自己的庶民之士的艰苦、缺乏尊重的寒庶生涯。可见当时出身庶民的读书人，有一部分是直接从事农耕生活的。渊明没有提到他自己力役纳税的情形，他的社会身份大概比鲍照要高一些，也许他还是具有士族免赋役的特权。但《桃花源诗》中说道：“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说明他至少对庶民沉重赋税力役的负担的情形是熟悉的。

　　在日常的诗文中，渊明也是每每自述“贫贱”，如“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如果说“贫”指是指经济方面，“贱”即涉及身份的性质，渊明所说的贱正是指无当世的高名显爵，差不多沦于庶民之流的社会处境。

　　在门阀社会的评价标准里，寒素之士与庶民被视为“小人”，含有人格歧视的意味。《世说新语·方正》：“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

　　这里所说的“小人”，是指不具士大夫身份的人，不是指其实际的道德修养与财富地位。渊明自认为“陇亩民”，已经超越这种以身份论贵贱的门阀社会的标准的。左思《咏史》其六借咏荆轲、高渐离表达其蔑视豪右、以人格自重的情怀：“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渊明虽然没有这样激愤之语，但其“蔑彼名级”的观念里，正包含这种轻视豪右，以寒庶自重的思想。

　　为此，他寻找古代高尚道德的贫士、隐士的传统，确立一种“固穷守节”的贫士的行为准则，并且为被一般的士流轻视的农耕劳动找到了高尚的、甚至是合道的依据：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谁其赡之，实赖哲人。

　　哲人伊何，时惟后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植。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

　　这无疑是庶民阶级的高尚道德宣言，其实是针对当时的士族社会蔑视庶民，贬为小人的阶级歧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渊明在思想意识上与门阀士族有着根本的差异，其对躬耕行为和田园生活的审美行为的达到，正是植立于这种觉醒了的庶民阶级的道德观。

　　钱志熙　1960年1月26日出生于浙江乐清。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古代文体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及相关文化领域的研究，以诗歌史为主攻方向。出版《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活法为诗》、《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两度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等学术奖励与科研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