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刘文典

　　胡适与刘文典，一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为国学大家，在北大共事时结下了深厚友谊。《纵横》杂志2009年12期刊发了白吉庵的《胡适与刘文典》一文，对他们之间的交往作了细致的梳理，展现了那一代学人的独特风貌。

　　刘文典，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48年出版《庄子补正》一书后，人赠外号为“活庄子”。之所以有如是之徽号，其由有三:第一，该书作得好，陈寅恪在该书的序言里称赞说:“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陈之见解，可代表当时学术界之公论。第二，他的生活作风:自由散漫、不修边幅、随遇而安、听其自然，大有庄子在世之概。第三，刘与别人聊天时，常诙谐地问人家，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庄子，你们猜是谁？过一会儿则自问自答地说: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便是在下我也。

　　刘文典出生于1889年12月，比胡适大两岁(胡生于1891年12月17日)。1907年加入了当地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当刘文典在安徽参加学生组织闹学潮的时候，胡适还在上海读书呢！

　　1909年刘文典东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学去学习。1911年，国内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海外革命志士纷纷回国参加反清斗争。次年，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政府。这时刘文典也满怀革命激情回到上海，在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1913年3月“宋案”发生，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党人宋教仁等，当时刘文典在场，同时被刺，手臂受伤。第二次革命失败了。刘文典东渡日本，在孙中山的秘书处任秘书工作，并参加了孙在日本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继续从事反袁的革命活动。

　　1916年袁世凯复辟，结果在全国人民愤怒的讨伐声中垮台了。之后，刘文典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祖国，正碰上陈独秀请他到北大预科任教，经过一番考虑，欣然同意了。从此他脱离革命事业，走上了一条为学术而奋斗的道路。

　　就在刘文典追随孙中山从事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六七年的时间里，胡适正在美国留学，1917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同年受陈独秀之邀，回国任北大本科教授。他到任后，与陈、刘虽是初次见面，但彼此心仪神交久矣！

　　那时北大文科是在景山东街马神庙的“四公主府”，校门往东有许多地方是教员预备室，一人一间，当时新派名教授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刘文典、刘半农等人，常聚集在这里备课；有时大家在一起谈天，或是讨论学术问题，这样天长日久地聚在一起，又由于他们这伙人多是出生于“卯”年，因此人们便把这个地方叫“卯字号”。

　　1921年11月，北大成立了研究所国学门，胡适拟了一个计划，想要把有价值的古籍整理出来，每一种书成为可读的单行本。其中刘文典负责整理两部书:一部是《诸子文粹》，另一部是《论衡》。后来《国学季刊》成立编委会，胡又请刘文典担任该刊的编辑。后来事实证明，刘并没有辜负胡之厚望。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奋斗，刘文典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把书的全文背得滚瓜烂熟，然后收集资料，博采众家所长，参与自己的研究心得，废寝忘食地进行校注，半夜躺在床上，若想起一条材料或是一个问题，便马上起来把它记下来，这样日以继夜地辛劳，最后终于成功，按计划完成了这部巨著的校注工作。

　　此书付印前，刘文典曾写了一封信，请胡适为他作一篇序，并向胡适提出具体要求，要求他用文言文来写，而不要用白话文。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文的倡导者，以身作则，决不用古文来写作的(特殊情况例外)。这时却遇到刘文典明知故犯，要他用古文来为他作序，这不是在给他出难题吗？

　　胡适接到刘文典来信，时正在病假之中，为了不耽误友人出书，很快破例地为刘写了一篇文言文序。虽然如此，但他仍在文章中使用标点符号，而且还分了段落，这样既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同时对刘文典也作了一些迁就。因此，他的序言与刘文典的自序形成鲜明的对照。有趣的是，胡适的序文公之于世后，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风波:人们都说胡适主张复古了。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刘也因此而确立了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北大许多同事对他也刮目而视了。

　　胡适对刘文典关怀备至，在平时交往中常向他介绍自己的治学方法和经验，这是情理中的事；当然有时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也是会有的。有一次，就在刘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后，刘曾向胡适说过，他还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是不肯拿出来的。胡听了心里很不高兴，但他没有对别人说起过。后来可能在言行上有所流露，而又被一些好事者以讹传讹地传到了刘的耳里，于是引起了一场误会。刘对此甚感不安，因而写一封信向胡适解释:“总之，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深受你的益处，近来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又说:“你的性情素来是不存芥蒂的，都总可以原谅的罢？弟本想到你家里当面说开，又恐怕你或者不见我，所以才写这封信。你如果认为是不成东西，那就无法了。如果可以释然，务乞复弟一信，免得弟心里十分的难受啊。”胡适收到刘的来信，看过以后也感到不安，当即委托夫人江冬秀去看刘文典夫妇，当面向他们解释信中所谈之事全无根据；不料，此行未遇而归。后来胡适特意写了一封信向刘作了解释。胡适说:“你说我怪你的事，当是传闻的瞎说，或者是你神经过敏，有所误会。我确实有点怪你，但从来不曾对一个人说过。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过你，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持，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我在这种介绍上，只图救人之急，成人之名，丝毫不想及自身，并且还赔工夫写信作序，究竟所为何来？为的是要替国家开一条生路，如是而已。”从这封信里，可看出胡刘之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建筑在为发展我国学术事业的基础上的；具体说来是在“整理国故”的这面旗帜下而共同奋斗。

　　1926年7月胡适因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议”而离开北京，次年5月返国回到上海，受聘为中国公学校长；而刘文典在胡适出国以后不久也离开北京，1927年9月应邀到安徽去筹建安徽大学。这期间，他也常写信到上海向胡适请教办学经验，并要胡介绍一些学者到安大任教。他在一封信里说:“我很想你能给我一些方略。你的意见，我一定照办，能介绍几位学者来更好。”又说:“你素来反对选体文，独独不反对我的古文，这一点已经很令我高兴了。”从这封信中，可看出他们虽已不在一个学校，但音讯频传，友谊仍十分亲密。

　　1927年11月下旬，安徽省城安庆闹学潮，那时蒋介石正在安庆“视察”，并于29日下午召见刘文典，斥其办学管教不严，声称:学生捣乱，非严办不可，即令刘文典交出学校内共产党员名单。刘回答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并以“情况复杂”为理由，拒绝惩办学生。蒋十分恼火:“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个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也毫不相让地回敬说:“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你讲我是学阀，我就说你是新军阀。”刘文典如此顶撞，蒋岂能容忍，命卫士将刘文典送交公安局收押，还威胁说要枪毙他。这件事当时在教育界引起巨大震动。后来，刘文典于12月5日获释，可是安徽大学校长一职当不成了。胡适在这次刘文典被关押的事件中，也是出了力的。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写了一篇《人权与约法》的文章，举刘文典被关押一事来加以证明，说:“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绝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面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又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论文，在社会上引起民众强烈反响。1929年10月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公文，对胡适给予警告处分。胡适最后只好辞职了事。

　　刘文典被迫辞去安大校长一职后，想离开安庆到外地去工作。为此，他写了一封信寄给胡适，请他援手相助。刘在信里说:“老大哥！弟虽不肖，究竟是个读书人，在那样秽浊的地方，和那些不成东西的人胡缠，试问精神上如何过得？现在环顾一班故旧，最爱我的只有你，能救我出那个恶劣环境的也只有你。务请把我的事不要忘记了。千万不要自己躲在笫五国际的租界上，舒舒服服地讲学读书，把一个老朋友丢在WC(茅坑)里而受罪啊！”胡适对刘文典的处境甚表同情，与有关方面联系，尽力“说项”以助其成功。后来刘应蔡元培之邀，回北大任教，结束了他在安徽这段苦闷的生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他们先后离开了北平。胡适是应南京政府之邀，于同月南下到江西，出席庐山会议；而刘文典第二年才在友人们的帮助下离开北平而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这样刘文典算是安定下来了。而胡适呢？在开完庐山会议后，旋即受命离开祖国出使西方；初是进行人民外交，后为驻美大使，一去9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返回祖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这时刘文典因为1943年已经离开“联大”在云南大学任教，所以他未在复员之列而留在云南了。之后，胡刘二人各居一方，相去万里，除偶尔有书信之往还，见面就不可能了。1948年底，南京政府派飞机到北平把胡适接走了。据说，临近全国解放前夕，胡适打算把刘文典弄到美国去，已为他联系好去讲学的大学，并为他一家三口办好入境签证，买好飞机票。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