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1958年7月26日)，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喷气式飞机——“歼教一”首飞成功。十年后(1968年1月6日)，我的父亲，“歼教一”总设计师徐舜寿于动乱中辞世。时光再过四十年，我国航空工业进入自主研制大型飞机的新时期。前不久，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出版了《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以追忆那艰苦创业的年代，缅怀开我国自行设计飞机先河的一代航空人。在未直接参与这本书编写的过程中，我有机会翻看了大量的资料，包括父亲历次运动的检讨，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写的四本交代材料底稿的残稿，这让我进一步走近父亲，了解了他大写的人生。

　　义无反顾地奔向光明

　　我家祖籍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伯父徐迟在《我的文学生涯》中深情而诗意地描绘的那个江南小镇。1917年，父亲出生在上海。在家乡读小学、中学。16岁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是同学中年纪最小的。大学毕业后，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又考入中央大学航空机械特别研究班。毕业后，先后就职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航空研究所和航空委员会编辑处。1941-1942年赴新疆协助苏联顾问培训中国飞行员，1944年赴印度加尔各答为设在那里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教授飞行原理课程。1944年，考取公费实习生并赴美国，在Videle公司和麦克唐纳公司学习，曾参加FD-1和FD-2飞机的设计。后进入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专攻力学。1946年回国，进第二飞机制造厂工作，参加“中运-2”和“中运-3”运输机的总体设计和性能计算，并负责总体组。求学经历与早期从事航空事业的经历为他的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

　　上世纪四十年代，父亲在伯父徐迟的影响下，结识了乔冠华、杨刚、陈家康、夏衍等中共人士，在重庆参加新华日报社聚会接触的新思想，以及与苏联顾问的合作，在印度和美国的所见所闻，都促进了他对时事与政治的关心，并思考自己的去向。1948年，经过已在解放区的姑姑徐和介绍，父亲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坚定了去解放区的决心，并明确表示拒绝迁台。随后，第二飞机制造厂要搬迁台湾，父亲以送母亲回成都为由，请假离去。1949年初，父亲带着母亲和刚刚出生的我，从上海经青岛到达沈阳，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主持设计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父亲先就职华东军区航空处。1951年，调入重工业部航空局(代号四局)，负责技术科工作，主管局属飞机厂的设计科及飞机制造的工艺技术等。

　　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112厂成立。父亲被任命为第一设计室主任设计师。

　　父亲对设计室的工作思路非常明确:尽快建立设计队伍，通过几个型号的设计和试制，既能供空军使用，又培养设计队伍，提高工厂的试造能力。设计室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思考新飞机设计。当时，设计什么机型，是要设计室自己选定的。父亲的思路是“设计什么，要在空军现有的机种里去分析，看哪里有缺门，自己能不能设计，也要看世界上的情况，是不是合乎发展潮流……”本着“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经过反复分析论证，最后决定设计中级喷气式歼击教练机，并定名为“歼教一”。

　　“歼教一”的设计几乎是白手起家。设计室里真正搞过飞机设计的只有父亲和黄志千等几个人，多数人是第一次设计飞机。父亲要求新手要详细了解几种米格和雅克飞机的结构，例如搞襟翼的，就要看几种飞机襟翼的图纸，熟悉了几种相同部件的结构后，再进行设计。对此，他形象地比喻为“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为了不使“歼教一”变成米格飞机的仿制品，他又要求参考米格飞机，但不能抱着不放。要在多方案比较的基础上，分析各种设计的优劣，探索独立设计的道路。对此，他又形象地归纳为“熟读唐诗三百首，但不要唯米格论”。在“歼教一”最后确定的总体设计方案中有多处是自主创新的。例如没有沿袭苏式飞机的机头进气布局，而是采用两侧进气。父亲提出，机头是适宜安装雷达天线的部位，雷达对现代作战飞机至关重要。掌握两侧进气设计技术，有利于将来自行设计高性能战斗机。再例如，应用人体工程学原理，确定机舱高度和操纵杆手柄设计尺寸。父亲了解到，空军飞行员反映，苏联飞机的座舱盖容易顶头，操纵手柄偏大，握着不舒服。他专门安排学数学力学的设计员去空军收集了1400名飞行员的身材数据。经过数据分析，发现苏联人上身短，因此座舱高度矮，而中国人的上身长，“歼教一”应该加大座舱高度尺寸。经过概率分析后，最后确定了“歼教一”的座舱尺寸。调查还发现，苏联人手掌比中国人大，“歼教一”应缩小驾驶杆手柄的尺寸。为此父亲还安排专人请一批飞行员用胶泥捏手柄，经过测量后确定驾驶杆手柄尺寸。父亲是我国飞机设计中应用人体工程学原理的第一人。

　　“歼教一”打样设计后，经过制造全尺寸木质样机、发图、试制。在试制过程中，父亲多次要求设计人员到现场跟随生产流程，发现问题随时研究解决。

　　1958年7月24日，“歼教一”出厂，被送到试飞站。7月26日，“歼教一”试飞，试飞员由于振武(1994年曾担任空军司令员)担任。首飞成功！

　　“歼教一”从1956年10月开始设计到1958年7月首飞成功，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

　　“歼教一”经历了从型号设计到试飞的全过程。开创了喷气式时代中国人自行设计飞机的历史。

　　服从党的需要

　　“只要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1956年，第一飞机设计室成立之初，几个月的时间里，上百名年轻人带着对祖国航空工业的憧憬从四面八方集聚到沈阳。东北气候寒冷，生活条件较差，部分南方青年不习惯吃粗粮，有人提出调回南方。一天晚上，父亲召集会议，每人茶水一杯，与大家谈心。据亲历者回忆，他说，“航空工业集中了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能够被选进这个部门为巩固国防贡献青春，是我们的光荣。我本人生长在江南鱼米之乡，但是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请大家认真考虑几天，如果还是要走，就请写报告，我一定同意放人。只为个人着想的人，即使再好，我也不要，走了也不可惜。”

　　从1949年到1968年，父亲多次调动，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最长的只有五年。我们家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而搬迁。1949年我刚出生3个月，即被抱着离开南昌，经上海、青岛、济南、沈阳，再到上海。1952年跟着母亲从上海来到北京与在四局工作的父亲团聚。1956年父亲调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我们在北京又住了两年。1958年我们搬到沈阳。1961年父亲调到塔湾的601所，我们仍在112厂。1964年父亲调陕西的603所。面对母亲是否愿意调走的疑问，父亲回答:“嗨，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次年又举家离辽赴陕。那些年，我们跟着父亲，从北京到东北再到西北，习惯了住几年换个地方，处处为家。

　　一生的愿望是设计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飞机设计是父亲一生挚爱的事业。1958年，我们搬到沈阳，住在112厂宿舍区。夜里，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母亲第一次看到探照灯光从窗外扫过，听到发动机轰隆隆的试车声，惊奇地问“这是什么声音呀？”父亲说:“这是最美的音乐。”

　　父亲的追求是设计飞机，而且是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从1956年到1961年，父亲在第一飞机设计室工作期间，搞了五种机型。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一个型号进入批量生产，大跃进时期的两个型号相继下马，另两个或仅限于试飞，或转到其它工厂。1961年至1964年，父亲调国防部第六研究院一所(歼击机设计研究所，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1所)任副所长，授上校军衔。期间，他领导科技人员摸透了米格—21飞机、支持强5机的试制，并领导了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出了一支科研队伍。1964年至1968年，父亲调任六院十所(大型飞机研究所，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3所)。在这个不断调动的过程中，我觉得父亲真正做科研工作的时间只有1964至1966年。这期间父亲主持轰5机改型设计、轰6空中试车台、运7测绘，完成了国家的绝密任务(有关核试验的816工程和“09”工程)。

　　在父亲10年的设计生涯中，真正主持自行设计飞机全过程的只有“歼教一”。

　　父亲一直主张，一个设计所就是要通过设计、发图、参加生产，才能得到锻炼提高。601所和603所的任务主要是测绘、复制、熟悉。当时，上级的指示是“不急于开展自行设计飞机”，而他却执着地不断地向上级呼吁，尽早开展自行设计飞机。并提出“只摸透不设计，就不是实践”。为此，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父亲一直不愿意担任行政职务，几次要求辞去副所长，只做总设计师。他在“文革”期间给上级写信，提到“我细算了一下。我参加各种会议的时间占40%，不算出差与有病的时间，我用在科研业务上的时间只有60%。我用很多时间出差、开会，没有时间来搞技术，这样下去，我只能凭基础工程和力学知识来领导技术……”“文革”初期，他被叫回沈阳601所接受批斗，后来造反派忙于批斗现任当权派，无暇管他。他就住在招待所，翻译外文资料。忽然没有了工作的他一直惦念着603所的科研，一再提出要求回到603所，“……我可以不当技术权威，回去拉拉计算尺，干点具体工作总是可以嘛。”谁都没有想到，他回到603所后，身心饱受摧残，仅8个月即含冤辞世。

　　留在“检查”中的系统的飞机设计思想

　　父亲对我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发展有一整套的想法，有系统的科研设计思想。他历年的讲话、文稿，尤其是在“文革”的检查中对自己设计思想的反思，为大家留下了大量的资料。

　　父亲把飞机设计的规律总结为:(1)选型原则，“需要与可能相结合”；(2)借鉴成功经验，“熟读唐诗三百首”；(3)深入部队，向飞行员学习；(4)试制要以实验为依据，飞机设计不能大搞群众运动；(5)稳步发展，一架接一架干，但每一步要跨的小些，保证每一步都成功。

　　在组建第一飞机设计室时，父亲就开始实践自己的设想。在一排弃置多年的小红房里，把过道建成模型间，厕所改成实验室。父亲要求将小间屋子打通，所有的制图桌都集中在大屋里，他的桌子在一角，随时了解情况。绘图桌是特别定制的，这种桌子抽屉多，可多放书籍、资料；配有放铅笔、橡皮、三角板的专用板；有存放绘图纸的长形空间；图版可在桌上平放也可竖起。后来这种绘图桌的设计形式一直沿用了几十年。

　　父亲非常关注国际航空科研的动向，并翻译了若干飞机设计的专业书籍，以期有更多的人了解飞机设计理论和新技术。他的译著有:《飞机性能捷算法》(英文编写，与王士倬合著，1939年)、《英语航空工程名词字典》(1942年)、《飞机构造学》(组织翻译，1950年)、《飞机强度学》(1954年)、《飞机寿命》(1965年)。翻译都是利用出差途中、业余时间、疗养期间做的。据顾诵芬院士回忆，抗美援朝期间，空军部队送修的飞机数量很大。四局技术科人员经常出差，去各地的工厂现场解决问题。父亲利用出差途中的时间翻译俄文版《飞机强度学》。在硬卧车厢里，把随身携带的硬壳箱当桌子，以半小时翻两页的速度，在往返南昌的途中完成了书稿。前后两本书的译稿稿费均全数捐给了抗美援朝前线。

　　新中国的航空事业需要培养大批的人才

　　人才是事业之本。父亲历来主张培养一批尖子，培养能够解决技术关键的专家。他在601所确定的7个技术尖子，后来有3位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非常敏感地抓住国际飞机设计的新技术，并在设计室设立相应专业，培养相应的人才。他培养人才的标准，分两个层面，第一，行不行；第二，有没有发展前途。对此，在他“文革”中的

　　检查里还能看到:“我一贯的思想是，要飞机上天，主要凭技术。所以，对于一个技术干部行不行，我是主要看他技术过不过硬，能不能自己画图、计算或动手做实验；对于一个技术干部有没有发展前途，我是首先看他是不是喜欢钻书本，善不善于查文献，有无技术上的‘进取心’”。

　　他培养人才的方法从他留下的《文革残稿》中还能够看到线索:(1)死抠基本功，飞机设计机构培养的是工程师不是科学家，所以工程概念和动手能力是最基本的要求。(2)保证科研时间，死抠六分之五，布置工作的会议应放在六分之一之内。(3)给予条件，给尖子良好的学习环境，如住小宿舍，少参加农业劳动，进书库多借书久借书，不做过多的行政工作……(4)树立样板，提倡专家权威。他在601所树立的样板顾诵芬同志如今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

　　不仅仅是对亲情的怀念

　　父亲很重感情，对他的姐姐与哥哥，对母亲和我们姐弟，亲情甚笃。他很有生活情调，教我们看星座、听音乐、读唐诗，带我们上公园、放花炮、看焰火……他关心我们的学习与成长，给我讲几何物理，教弟弟心算速算……他的正直、钻研、执着、条理、整洁、喜欢记录，为他人着想，点点滴滴地影响着我们，在我的心目中树立了“学问立身”的人生准则，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标杆。

　　1968年1月6日，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时年51岁。

　　1978年7月10日，父亲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在陕西603所举行。

　　如今，在父亲学业的起点，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有一座徐舜寿汉白玉全身塑像。在他人生的终点，陕西阎良603所，有一座徐舜寿铜质半身塑像。

　　四十年过去了，父亲一直都活在我们的心中。我相信，几十年来父亲在天上看着我们的眼神一直在变化着，当年的无奈、不甘和痛苦渐褪渐淡，因为噩梦已去。留下的是慈爱，增添的是欣慰。因为我们姐弟和我们的孩子都脚踏实地走着自己的人生路，没有辜负他的厚望。因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迎来了自主设计大型机的春天，这是他多年的追求与梦想。

　　徐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