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他曾经多次开堂讲学，门下弟子甚众，其中尤以早年在东京所收弟子的成就最大。这批章门弟子大多任教于高等学府，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他们不仅学术精湛、各有造诣，而且大都关注现实，诸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由是构成了一个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文化群体，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章门弟子中西文化观的演进

　　早在20世纪初，章门弟子就接受了章太炎倡导的国粹思潮的影响，针对人们“醉心欧化”的倾向给以严厉批判，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文化偏至论”。由此出发，他们纷纷“以保存国粹为职志”(《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2日)，甚至主张“光复旧物”，缘是呈现出一种较为浓厚的国粹主义色彩。但正如鲁迅一语道破，“‘光复旧物’，说得露骨些，就是‘排满’。”(鲁迅：《略谈香港》)因此，他们主张的“保存国粹”带有鲜明的革命性质，与张之洞等人的侈谈国粹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时期，章门弟子还富有前瞻性地指出：“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深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鲁迅：《文化偏至论》)，从而密切契合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趋势。与此同时，他们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鲁迅：《摩罗诗力说》)，所以并不反对有选择地输入西方文化。相反地，他们还深入批判了“西学中源说”，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思想(鲁迅：《文化偏至论》)。这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章门弟子更是作为领导者正式登上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由于受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事件的刺激，很多章门弟子终于认识到“国粹之万不可保存”(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缘此，他们对“保存国粹论”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鲁迅：《随感录三十五》)。由此出发，他们在中西文化论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派的立场上，认为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而非“性质之异”，并由此提出了输入欧化的主张，呼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鲁迅：《看镜有感》)。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他们也逐渐意识到“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周作人：《〈扬鞭集〉序》)，因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如鲁迅便主张对“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鲁迅：《〈浮士德与城〉后记》)，并认为“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熔化于新作品中”(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 ”》)。这种充满辩证法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西文化探索的最高认识。在此期间，甚至连曾经十分激进的钱玄同亦渐趋平实，他不仅对前期的偏激言论予以自我反省，而且还积极支持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这说明他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也日益成熟。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文学嬗变

　　章门弟子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异军突起，肇始于他们取代桐城派在民初北大文科的势力之时。具体说来，缘于其师章太炎对“魏晋文”和“唐宋文”的分疏及辨析，他们最终摒弃了原先喜爱的桐城派文风，并将这种观念带进了民初北大，从而引发了一场与桐城派的激烈交锋。一方面，他们运用其擅长的小学，新开设了不少文字学课程，这明显是以朴学考据为武器，击中了桐城派“以空文号天下”的流弊。另一方面，黄侃等人还极力表彰以《文选》为代表的六朝骈文，由是更与素来推崇唐宋散文的桐城派发生直接冲突。经过这场“骈散之争”，桐城派在北大文科的势力彻底动摇，“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今天看来，这在中国近代文学嬗变历程中无疑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

　　在此之后，多数章门弟子仍在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进一步开辟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新局面。其中，钱玄同揭B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口号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因此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学革命口号。这一时期，章门弟子还通过与《新青年》的合营，充分阐明了白话文的价值，并积极探索白话文创作经验，改正了陈独秀、胡适原先的不足，同时还运用其名人效应张大了《新青年》的社会影响，使“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而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他们也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对传统文学的价值做出了重新评估，提出了“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的主张(周作人：《国语文学谈》)，从而将文学革命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

　　章门弟子与近代伦理思想变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是较早意识到思想革命重要性的一个群体，他们将奋斗目标从文学形式的变革及时转到思想内容的革命，缘是在伦理道德领域掀起了一场振聋发聩的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道路。具体说来，他们继承了章太炎的批判态度，严厉抨击了孔子及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俗化了孔子的“圣人”形象，并将所谓“六经”予以历史化，从而彻底打破了对孔教的迷信，冲决了封建礼教的网罗，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

　　这一时期，章门弟子还充分发扬章太炎所提倡的“依自不依他”精神(章太炎：《答铁铮》)，在早期“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 的“立人”思想基础上(鲁迅：《文化偏至论》)，进一步倡导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他们不仅尖锐针砭“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鲁迅：《随感录三十八》)，而且明确指出“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周作人：《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同时率先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由是鲜明彰显了“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 ”这一奋斗宗旨，在社会上“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

　　章门弟子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

　　章门弟子运用其小学专长，在国语运动与汉字改革两方面均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语运动中，他们首先通过“读音统一会”上的联名提案，使章太炎发明的注音字母成为民国建立后颁布的第一套注音方案。此后，他们又积极编订《国音常用字汇》和国语教科书，使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这两大潮流“合而为一，于是轰腾澎湃之势愈不可遏”(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

　　在汉字改革问题上，章门弟子最初曾经强烈反对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提出的“以万国新语取代汉文”主张。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民之所以思想愚昧，屡屡被统治者蒙蔽利用，就是因为汉字难以掌握、妨碍了文化的普及。由此出发，他们开始倾向于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 主张中国用万国新语”(钱玄同：《致周作人》，1928年2月5日)。不过在汉字改革实践中，章门弟子也逐渐发现目前在中国全面推行世界语的时机尚不成熟，“故专心致力于‘国语罗马字’”(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并且制成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由大学院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正式颁行，缘此为新中国成立后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打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基础。而随着文字改革的深入开展，他们更清醒地认识到短期内用国语罗马字取代汉字是不可能的，因此将主要精力转向提倡“简体字”，并制定了《简体字表》由教育部正式颁布，这是近代中国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一批规范简体字，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汉字简化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

　　章门弟子学有本源、业有专攻，在诸多领域均取得杰出的学术成就，同时他们还往往在其主持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将源自于师而又有所发展的治学理念付诸实践，由是对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章门弟子早在辛亥前后便已有所涉猎。鲁迅所撰《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即是近代史上第一份以政府名义颁布的有关收集民俗资料的文件，对民俗学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周作人更是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俗学”一词，由此正式奠定了民俗学的学科基础。时至五四，沈兼士、周作人、钱玄同等章门弟子又在北大发起了“征集歌谣运动”，并在研究机构与刊物的创办以及理论建设方面，为民俗学运动的兴起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范式。

　　其次，在史学研究方面，章门弟子深受章太炎“六经皆史说”熏陶，奋起打破经学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大力倡导史学的学科独立，甚至提出捐除“经学”之名的口号(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从而完全剥除了经学的神圣外衣，彻底宣告了经学的解体和史学的独立。这一时期，他们还发扬章太炎对史学科学化的有关论述，通过自身研究实践和北大史学系课程改革，使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进程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再次，在“古史辨运动”中，钱玄同旗帜鲜明地支持“疑古”。他除了一再鼓励顾颉刚等人要勇于“疑古辨伪”之外，还启发顾氏应从“辨伪书”扩大到“辨伪事”，从“辨伪子”、“辨伪史”发展至“辨伪经”，缘此极大地拓展了“古史辨运动”的范围。在此期间，他还在许多方面启发丰富了顾颉刚的 “疑古”学说，并号召顾氏打破“今古文”壁垒。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古史辨运动”，而且也切实保证了它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在中西文化问题探索、近代文学嬗变、伦理思想变迁、语言文字改革、近代学术转型等诸多方面，章门弟子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由是全面系统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卢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