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编一套大学生启蒙读物“中华文化名篇随身读”丛书(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涉及诸多近代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我国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张元济先生(1867-1959年)的《教育救国论》，由我来作选编导读注释。在选编张老的文章时，我有幸读到他在1952年填写的一份干部“履历表”(参见《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602-605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颇有意外之感，也从中触发出若干联想。

　　关于“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

　　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所有正式表格开头都会有两项必填的重要内容，即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这份履历表亦不例外。张老填报：“先父以前清通判在广东候补，历署会同、陵水等县知县”。而本人成份则是：“幼年随官在粤，延师授读。及长，由科举出身，历官京职。罢官(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戊戌百日维新，清德宗以特旨与康有为同日召见。政变后而被革职——笔者注)后侨居上海，入教育界。旋入商务印书馆，为商”。就我的理解，之所以要讲明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无非是开宗明义，要人交待清楚自己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以备组织甄别。张老这样填报，显然并不符合要求，也说明他不解其意。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上述两项内容在表格中已经逐渐作古。但它所遗留的历史影响却很难彻底从人们头脑中根除。

　　关于“宗教”

　　张老写道：“无。幼读儒书，世人每称儒教，余以为非是”。一般来说，这一有关信仰的问项在后来的表格中是没有的，取而代之的就是“政治面貌”。个中的原因不言自明。问题在于，我们在填写“政治面貌”时，很少能像张老那样明确地填“无”(无党派)，并说明其中的缘由。更令人费解的是，如果是没有政党归属的话，那往往就会要注明“群众”。这个“群众”和政治倾向与思想信仰又有什么关系呢？“群众”这个说法真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一下。

　　关于“文化程度”

　　对此，张老只写了一句：“稍能做普通旧式诗文”。今天看来，这样表示自己的文化程度，着实令人诧异。不过，我倒是很看中并敬佩张老的这种坦然。他确实是在自谦地回答自己对文化理解和文字应用的水平。事实上，仅就语言文字能力和写作水平而言，他的文言与白话俱佳，长于各种体裁的写作，其诗文作品可谓雅俗共赏。从这里，足见老一辈知识人对文化所抱有的认知态度是何等审慎啊！倒是今天这类表格中出现的用“大学本科”、“研究生”来标明文化程度，凸显出其表达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这恐怕也是中国语言功能某种缺失的体现。其实，更准确地说，这应是指“受教育程度”，而完全不是“文化程度”。

　　关于“参加革命及现在的经济状况”

　　张老写道：“解放前已辞去商务印书馆职务，仅充董事，以鬻文卖字维持生活，今仍卖字，然甚微矣。持有商务印书馆股票，在人民银行存有□存款人民币。”(“□”处原表为空白——笔者注)这一项似乎是很难为张老了，他从戊戌维新进入官场，被逐出后便从学、从商，与革命没有发生任何联系。倒是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他说得实在，一介书生，以“卖字”为生。放到今天，要说明自己的经济情况，多用具体数字来表达，工资、奖金，等等。但手中持有的股票情况，又有谁在表格中能给说清楚呢？

　　关于“有何重要的社会关系”

　　张老第一个填的是“安徽人胡适”。他不合时宜地将胡适褒奖一番：“初见其文字勇于提倡白话文，居亲丧不为习俗所诱。余颇重其为人。在上海居同里闬，衡宇相望，时相过从。后入京任北京大学校长，音书不断。解放前将去美，勖以研究学术，异日回国，仍可有所匡助”。要知道，此时的胡适已是被批判、声讨之对象，张老能凭着良心来证明他们的关系，的确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更何况，他还敢直言其学术日后“仍可有所匡助”的话，是不为势力所动，率真地表明了自己的基本态度。

　　关于“何时何地因何受过何种奖励何种处分”

　　这是表中最有意思的一项。张老如实作答:“在前清参加一八九八戊戌维新，八月政变，西太后训政，德宗囚，余受革职永不叙用处分。不意四年后又开复原官，且擢我员外郎”。应该说，他这样填报的确是历史事实，但如此将不同时空条件下发生的问题放在一起，多少显得有些滑稽。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里我们需要了解和思考的倒是在奖励和处分背后隐含的又是什么？

　　关于“有何著作及发明”

　　张老自述：“发明何敢言？仅仅写成几本小书而已。”而对自己的著作，张老均有直白的自评。如“《校史随笔》，一知半解，于史学无涉也”。“《中华民族的人格》，鉴于当时殷汝骊(耕？)(应为殷汝耕，殷汝骊为其兄。1935年，殷汝耕公开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他联合冀东各地亲日分子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后出任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汪伪政权要职。1947年12月，经审判，殷汝耕被处决——笔者注)之冀东独立，痛吾国人格堕地。正在校史，愤而作此”。《宝礼堂宋本书录》、《涵芬楼烬余书录》二种，“不过写的书账，不敢言著作也”。而且竟对出版的“日期全无记忆”。至于说自己的专业技术，他也只是坦陈：“略知印刷业大概情形及所谓版本目录之学”。说到工作及其志向，他则实事求是，“暮年久病，焉能工作？即有志愿，亦空言徒托已”。字里行间无处不透露出张老平和心境中的谦逊与洒脱，看不到一点儿功利与骄躁。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与今人最大的区别吧！

　　关于“何年月至何年月，在何地何机关(团体)，任何职务”

　　在表中，张老写得最多的是他的文化教育经历。这一点，我并不感到惊讶。例如：“一八九六年(记不真确)，与陈昭常、夏偕复等在北京创立通艺学堂，习英文、算学。京官子弟来学者甚众”。“一八九八年，参加戊戌百日维新。清德宗以特旨与康有为同日召见。是年八月政变，革职，到上海，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事”。“一九二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事务……至一九九年(此处回忆有误——笔者注)，辞经理，改任董事，以至于今”。“一九六年，清学部奏请开复原官，调入该部参事厅行走。又由外务部奏调开办储才馆，派充总调。因与唐绍仪意见不协，辞职南返”。“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推余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九月，在南京开第一次院士会议，被邀出席”。“一九四九年，中央人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被邀出席。又任全国委员会委员”。

　　从张老择要记述的经历中，我揣摩到他内心的清高与孤傲。自参与戊戌维新被革职后，他显然就抱定了远离官场的信念，不与官僚为伍，即使是官至学部副大臣的诱惑，他也不为所动。他的这种情怀，我在他的“挽章太炎联”中得到印证。“无意求官，问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几辈；以身试法，为我国言论力争自由之第一人”(参见《中华民族的人格》[附：张元济抗日战争时期著作选辑]，第5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确实，只有无欲无求，才敢于为民请命、为群奉献、为国献身！张老真是以太炎为楷模，为弘扬、传承民族文化事业而倾注了全力。他在“教育救国”和“学术救国”的道路上走得是那样坚实，赢得了世人的崇敬。他的职务乃至经历其实并不需要找人来证明，因为历史已经做出了公正的评判。

　　从这样一份原本并不起眼儿的干部“履历表”，我读出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读出了智者的境界与尊严，更仰慕菊生老(张元济，号菊生)那崇高而独特的人格精神！

　　侯且岸(北京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