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4日，对北京大学算得上是起死回生的一天，它幸运地等到了一位深通大学之道的新任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到校后的第一次演说，就忠告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在自由研究中追寻真理，为学问而学问。这便是谦和沉稳的校长给北京大学注入的崭新理念。蔡元培还提出了办大学的十六字方针:“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他聘请的北大教师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现在依然熟悉的名字: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刘半农、梁漱溟、黄侃、辜鸿铭等。在当年北大的校园里面，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和思想激进穿着西装的新人物之间有和风细雨的研修和探讨，更有激烈争论和冲突。后来成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回忆说:“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

　　正在英文系读二年级的大学生袁振英立即感受到了蔡元培校长给学校带来的新变化。这位二十三岁广东籍学生接触到了思想观点、学术水准与性格大不同的老师们，这其中包括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也有守旧派教授的典型辜鸿铭。

　　蔡元培上任的第9天，就聘请安徽怀宁人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月薪300元。袁振英所在的英文系自然也在他的职权范围。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也从上海迁到北京。北京大学成为席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狂飙的中心。

　　但这位声名大著的文科学长一开始却没有给袁振英留下好印象。当时的袁振英很怀疑陈独秀的学术水准，他曾经这样描述陈独秀:“听说曾到过日本，但他读过什么书，得过什么文凭和学位，都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什么专长，只会作些政论罢了。”资料也证明，陈独秀虽多次东渡日本，只是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短期学习过，并没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毕业。围绕一位任课老师的聘用，性情刚烈的袁振英还和陈独秀发生了冲突。袁振英晚年详细描述了事情的原委。当时，陈独秀聘用的一位英文老师刚从日本高等师范毕业，年纪很轻，陈独秀便任用他来教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班。这让学生们感到吃惊与气愤。袁振英讲述了不满的理由:“我们中国国立北京大学是与日本帝国大学同级；我们中国的国立高等师范也是与日本的高等师范同级。中国高等师范毕业生进入北京大学还要从第一年级起读；日本高级师范毕业生如果要入北京大学也要从第一年级读起，因为中日两国常常也会交换教员和学生的。所以陈独秀任用一个日本高师的毕业生来教我们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班的英文，这简直是一种国家耻辱。”怀有这样激烈的情绪，当时是班长的袁振英与后来翻译《马克思传》的副班长李季领着一班学生找到陈独秀申诉，声称假如陈独秀不赶走那一个教员，学生只有不上课。个性本来倔强的陈独秀面对血气方刚的袁振英准备罢课的威胁，也无可奈何，还是顺从了学生们的意见。

　　从此，陈独秀对这位英文优秀、思想激进、性情倔强的袁振英印象深刻，他没有因此歧视这个学生，反而让他成了自己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投稿人。袁振英甚至自负地说:“学生中亦我一人”。袁振英撰写的《易卜生传》，是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上发表的，这是他毕业论文的一部分。题目是胡适建议的。袁振英着手用英文撰写易卜生传记。陈独秀、胡适因为忙于出版“易卜生专号”，再三催促，袁振英匆忙之下只好把翻译成文言文的一部分内容浓缩成《易卜生传》登载出来了。此后，易卜生的名字风靡全国，他戏剧中娜拉的形象印在了众多女性的脑海里，而“惟天下之最强者，乃能特立独行”这句话也成为众多追求独立思想与人格的年轻人案头的座右铭。

　　郭彬 李继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