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人员大上海斗智斗勇
新近上映的谍战大片《东风雨》,它的一条主线是牵涉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虎虎虎”谍报破获案。有人说,日本的密电起初并无“虎、虎、虎”这条暗语,而是“东风,雨”的变音转换,因发音相近所致。但一般相关著作已有公认之说法,即“虎、虎、虎”代号的意思是:攻击、攻击、继续攻击。因为作战前的暗语代号是事先决定,绝不允许真实含义有发音相近者、或者其他方面的联系,否则对方一旦截获可能前功尽弃。
各种情报人员在大上海斗智斗勇。既有国民政府的军统、中统、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等部门;也有红色间谍、以记者身份出现的苏联侦察员佐尔格,他有高超的智慧和胆量,他的信条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他就德国发动对苏战争事先提出确切警告,他就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准确判断……都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还有潘汉年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谍报系统;也有日本陆军的东亚同文书院,这个日本间谍巢穴,打着经济研究的幌子开展以军事为目的的情报调查工作,该机关更是广布眼线,触角涉及有关中日战争所需要的一切情况,搜集后送往日本陆军统帅部研判;此外,还有背叛民族的汪伪特工势力,机构庞大、行事凶残,其情报手段也不可小觑。
谍战系隐蔽战线,但它的重要性并不低于血与火的正面战场,种种奇异的巧合、偶然的突发事件,影响着战争的结局和历史。建树非凡的佐尔格,其情报生涯高潮才寥寥几年,百密一疏,终于在1941年秋天在日本失事。双面谍、三面谍、谍中谍,女色、金钱、暗算、斗智、角力……外人看来自是惊心动魄,个中滋味在当事人更是五味俱全,谍报人员有的尚能全身而退,有的则一生苦海挣扎,不见天日,不少人更是走上了险峻的不归路。
王芃生研究所
最先侦测出日袭珍珠港动向
情报工作不在其多,而在乎精准。王芃生,当时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曾赴越南、缅甸开展外交活动,协商开辟滇缅公路以利抗日之需,继而成立隶属军事委员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任中将主任,专门从事对日情报工作。抗战期间,他所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广泛收集敌友情报,剖析国际形势,对德军进犯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的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属于不可多得的战略情报,从谍报事业上说,层次极高。
王芃生系统掌握之重大情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曾在陈布雷手下主管情报的张令澳,著有回忆录《侍从室回梦录》,谈到研究所的情报运作。在王芃生的手下有多位出类拔萃的情报高手,譬如,连震东,他是台湾爱国领袖连横的独生子,1920年代末期他从日本归来后进入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在王氏手下做第一组主任,挂少将衔。他联络日占区的台湾同胞进行情报工作,卓有成效。
还有蔡培火,打入日本军部并派遣在华工作,向王芃生提供了不少战略情报。
还有何世桢,从重庆派回上海,佯向汪伪靠拢,重庆方面故意发布通缉令,使日伪信以为真,他的情报也是向王芃生提交。
他们这一条线的情报有的比军统还出色,而这也正是电影编织故事、使得情节波澜起伏的基础所在。譬如他们通过德国新闻社(纳粹系列)驻华分社的关系,通过种种线索和迹象,判断出纳粹德国将在1941年6月20日后数天发动对苏战争。
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王芃生的研究所也是最先侦测到其动向。日军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前约三个星期,王芃生从日军大本营秘密弄到了一份日军准备发动东进和南进攻势的整个战斗序列的资料,由此判断出日军即将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和东南亚地区发动进攻。王氏提供的这份情报由侍从室外第六组放在红色文书夹内,迅速密呈给蒋介石。蒋又立即批示:“密告美国政府”。可惜美国海军当局并未对这份谍报引起充分重视并及时作出对策,以致后来使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在日军的突袭下,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也辜负了罗斯福要求蒋介石“能将有关日本可能之动向见告”的一番苦心。此事系当时在侍从室第二处工作的张令澳所亲历,故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谍报工作的另一线路
为何《东内雨》编剧比较成功呢?首先在于它抓住了谍报的特性,各种背景形形色色的谍报人员密布于社会各阶层,人际交织,就是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
除了王芃生的战略情报,在抗战的头几年,军统局的电讯事业也得到超速发展,珍珠港偷袭从技术手段上说,极为成功,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极其机密的策划滴水不漏。不但王芃生系统侦测出其动向,军统方面也确实破译了其异动的电讯。
保家卫国全面抗战已真正成为全国同仇敌忾的头等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军统局的工作重点,筹划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主持军统局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军统在1940年春正式扩充其电讯单位,建立特种技术研究室,也即全国密码中心。此前一批高智商的优秀分子被吸收进来,在美国退役密码专家的指导之下,刻苦钻研,收获颇丰。美国史学家考证精详:“魏大铭使用这些专业人员加上日本战俘,破译密码,电讯侦测再传捷报。监听得出的情报表明,日本似对珍珠港意图不轨。戴笠命令驻华盛顿武官肖勃,向美国海军情报处传达这一信息,美国人显然把它看作奇怪的念头感到可笑,他们不相信研究室具有获得如此重大情报的能力。于是未加理睬。”([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团结出版社中译本272-273页)此事近年来虽然也有人撰文质疑,但事实是,珍珠港偷袭震惊美国,美军尤其是海军情报署随后突然对戴笠刮目相看,他们立即启动和中国的合作。
珍珠港情报的辩证
《东风雨》问世后,也有人论及当时背景,以为这是罗斯福使出的一招“苦肉计”,让美国得以投入反法西斯战争。苦肉计之说系出于承平时代,人们的好奇心理,读惊险小说读多了,而产生的艺术联想,以及多余脑力的运用。
因为没有这么蠢的苦肉计。美国在珍珠港受创深重,除了几艘航母侥幸没在此处之外,多艘战列舰、驱逐舰、巡洋舰被炸沉或重伤,官兵死亡近三千,两千人伤残。其中约1000人死在亚里桑那号火海之上,其惨烈程度超乎今人的想象,可以说遭到灭顶之灾。若是苦肉计,中间的转圜余地还大得很。
所有侦测到的情报,并不等于说详细知道日本大本营的策划案,也不可能知晓其发动的目的、精确到时、分的攻击时间、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偷袭的动员和实施,而是根据电讯的破译,发现疑点,发现异常,发现其即将造事的苗头。
如果要说军统将珍珠港袭击的准确情报破译,那固然是没有的事情;但若说侦测到日军的异动、即有所动作的苗头,那是真实的。后人争论的焦点也即在此。
所以也怪不得罗斯福。除了极少数的极其优秀的参谋在那里频频示警以外,其余的官僚、行政官、军政官,包括执掌中枢的多数大员,却大多迷迷糊糊,不知大祸即将临头。同样,佐尔格在东京冒死向苏联发出了战争警告:“德军进攻将在1941年6月22日拂晓全面展开。”但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不予理会,结果苏军一度被纳粹军队打得措手不及。
珍珠港事件前一两年,美国的官僚根据其头脑和心态也分为两者,一种,或具卓越眼光,或在前线而忧切身感触,罗斯福内阁的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他就认为必须对中国实施根本性的物质援助,使中国恢复元气,同时密切警惕日本。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他则提醒罗斯福,他说,日本侵华,实际是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若不积极行动,将会噬脐莫及,而挫败日本的最佳方式就是大量的援助中国。但美国官僚还有另一种,譬如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珍珠港被袭的前一年,他们言之凿凿,认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是不现实的,他们不赞成把美国为数不多的轰炸机送到中国去,这个计划最终成为泡影。”(马建国《抗战时期的中美军事合作》29页,解放军出版社)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可以说美国高级参谋人员神经非常迟钝,但是当战争开打之后就可以见出日本军部策划者那种根本意义上的愚昧,因为当时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希望美国早日开启战端,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得知珍珠港遭到日本袭击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好了,好了,我们总算是要赢了”(见《太平洋战争》上册176页,东方出版社)。
新近上映的谍战大片《东风雨》,其所依据的历史背景是1940年代那一段,珍珠港战争爆发前后的上海。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世界,各国谍报人员云集十里洋场,为了各自的目的和使命,穿梭于险象环生的奢靡大都市。《东风雨》描写的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一段谍报精英精彩壮烈的传奇故事。这一特殊时期,不知有多少改变国家命运的秘密被历史掩埋,有多少无名英雄默默地为祖国奋斗。
文\ 海南日报记者 伍立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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