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软权力”概念的提出,近年来各国在文化外交方面的“竞争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目前尽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全球化发展和欧盟东扩及国家统一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多方面冲击,德国政府对于文化外交的重视程度和资金投入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提高,创新理念也层出不穷。

　　德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将文化外交提升为联邦德国外交三大支柱之一,其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所调整。目前不仅旨在推广德语、弘扬德意志文化,更是重于服务国家外交、安全和经济利益,参与和影响全球化的建构。

　　与法国明确的官方型和英国半官方型不同,德国特殊的历史发展决定了其文化外交模式的独特性:在决策方面,总理享有“方针决策权”,外交部及多个政府部门参与决策,不同的研究机构作为智库提供决策依据。在管理方面,实行“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外交部负责文化外交工作的总体规划和境内外的统筹协调,联邦教育科研部主管对外科研交流合作,联邦和州政府联合管理境外德国学校,高校间的国际合作以及对外媒体宣传则分别隶属各联邦州文化部长及文化和媒体总署负责。在具体执行方面,政府重视“权事分离”的原则,将执行权下放给不同的官方、半官方、非政府组织及民间文化中介机构,但同时通过相关《框架协定》,借助政策规定和控制基金、拨款等手段,来规划各执行机构负责的任务范畴和具体项目,保证执行机构认真贯彻从国家利益战略高度确立的外交政策理念和原则,充分体现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统一意志。在资金来源方面,实行联邦政府、州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三足鼎立”,重视“公私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私人企业和机构的参与。在监督方面,联邦议院依据议会内阁制,通过要求政府递交年度工作报告和规划书以及举办听证会、大会辩论和质询等手段,行使监督权,并通过财政预算拨款来实行调控管理。在具体内容上,目前德国文化外交重点包括德语作为外语、高校和科研、境外德国学校、青少年和体育、文化项目、跨文化对话、文物保护项目等领域,尤其重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推广德语,扩大国家的国际影响面。目前,德国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对外德语教学,建立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专业学习相接轨的服务体系,并努力提升和维护德语在欧盟机构的地位,保证德语“话语权”的发挥。另一方面加强境内对外来移民的德语普及工作,同时强调捍卫德语的“生存权”,避免德语过度受“英风美雨”的侵袭。为此,政府推出了“德语——思想之语”、“学校:未来的伙伴”等活动,鼓励国外更多年轻人对德语产生兴趣,并呼吁国内外政界、教育界和经济界以及媒体支持全球范围的德语推广工作。

　　二、全面促进科教国际合作,广泛培养“亲德”人才。目前德国大学生中每八人就有一名留学生,总计约为25万,十年来赴德留学人数比原来增加了近66%,从而使德国继美英之后持续保持全球第三大留学国的地位。作为科教大国,德国政府一直重视通过吸收留学生和科研人员赴德接受教育和文化熏陶,使其加深对这个国度的理解,从而把德国文化中蕴藏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管理模式、先进科学技术推广到世界各地。

　　三、广泛开展“文化对话”,努力提升国家的亲和力和影响力。近年来德国尤其重视广泛的文化交流,加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不同文化层面、不同精英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一方面结合国内外形势和针对不同国别,展开不同类型的文化交流项目,并加强“文化中介人”的培养,积极拓宽跨越东西鸿沟的视野,重视“输出”与“引进”并轨,提倡“平等性”、“公开性”和“公众性”。另一方面重视对外媒体政策,关注媒体的“双刃剑”功效,积极促进媒体人之间的国际对话和合作以及网络公关工作。

　　总体看来,德国文化外交近年来取得了积极效果,使得德国的“国际形象”在恢复国家统一后逐渐摆脱“威胁论”、“强势论”,与法、英并驾齐驱,在欧盟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必须正视的是,近年来德国文化外交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一些瓶颈。由于过度强调以价值观为导向,没能全面兼顾各国在制度和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少德国媒体人的失实或偏面报道,也在德国境内外相关国家人士中引发“抗议环”。

　　孟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