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谈不良学风：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亟待改革

　　本报深度报道版“规范学术 端正学风”栏目系列报道刊出后，正在北京学习的辽宁对外经贸学院院长吕红军教授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的带头人，她有着多年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经验、体会，使她对此话题有着深刻的感受。

　　记者：我报刊登有关学术风气的报道，您看过之后有何感想？

　　吕红军：贵报的报道很有深度。大学为学术研究建起了一座抵御外界干扰的篱笆墙，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学术自主性和自由性。学术研究的庄严、神圣，不仅体现在它的内容上，更体现在研究者的态度、品质上。它最终通达的是真理的圣殿，但也需要包容失败与曲折。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风气这一问题已然从校园、科研院所，从道德、制度层面进入公众视野，成为社会性热门话题。导师剽窃学生作品，论文、著作中大段抄袭他人成果，不实署名，伪注，项目申请与结题中的暗箱操作、专利造假……这些学术失范、学术不端问题愈演愈烈，被媒体不断曝光。随之，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声讨，一浪高过一浪。原本为学术圈存在的问题变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我们翻开字典，可以看到关于“风气”一词的解释：风尚习气，社会上或某个集体中流行的爱好或习惯。这是一种集体习惯，一面是良好习惯对学术的推动；另一面也可能是社会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漠视和习惯，这一面是相当可怕的。

　　记者：不良学术风气能在校园中的蔓延，势必有它生存的土壤，究竟什么是学术腐败的温床？为什么会滋生各种不良学术行为的存在？它到底是个人责任还是集体原因？

　　吕红军：大学，从职责上看，依然延续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从管理方式上看，俨然是一个管理有序、秩序井然的地方，变成了“被制度化”的一种体制。比如为了晋升职称，就必须在某种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出版一定数量的著作，还要申请到特定机构的项目，获得特定机构颁发的奖项等。这种“特定”和“数量”成为对大学学术声音这一市场的垄断。一旦身份被制度约束，学术尊严也必然大打折扣。为了取得体制内的定位，个体对标准的迎合成为必然。体制，成为对个体最大的“魅惑”。

　　学术不端行为不是人人都有，不是当前学术界的主流，更多与个体道德相关。但不可否认过于严紧的制度的繁琐规定，是对思想和学术的最大戕害。重建并改善现有学术规范，不能再仅仅停留于道德的呼吁或谴责，而应该有一套硬件的基础设施作为依托。

　　记者：如何从大学的学术评价体制改革入手？

　　吕红军：现有的学术评价体制，如同爬梯子，每上一层，与下一层的相比有着更为优越的物质条件和更为苛刻的要求。为了爬到更高的一层去，个体在对评价标准的迎合中，要么以丧失学术尊严为代价，要么用其他手段换取规定所需的内容。个体在一定道德范围内用一些非正常方式来获取生存方式中的更大利益，这没有太多可非议的地方。但在这个制度内，客观上把学术和生存变成了可交换的等式。不以严谨、踏实的态度，而是用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得到评价体制所需要的“学术成果”，是对学术的致命伤害。当投机取巧成为一种习惯，每个人都漠视它甚或把它当做一种能力去膜拜的时候，制度的框架就会把学术的肌体彻底腐蚀。

　　如果要解决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由上至下的解决方式是最有效的方式。必须要彻底打破目前学术中存在的以价值观为任用标准的观念和体制过度干预学术研究的行政方式。但这并不是说要取消制度、体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是这个规矩宜松不宜紧，宜宽不宜严，宜多样不宜单一。细化的量化评价体制是导致学术风气不正的直接原因。社会上急功近利和浮躁的风气、不完善的量化考核指标都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大负面影响。科学研究不是能立刻产生效益的机器，必须去除学术研究与利益的直接关联，才能还给学术、思想发展以更大的空间。

　　多年来，大学发展受到比较多的干预，其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大学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对大学的管理更多应该体现在引导上。学术规范和学术风气建设是为了进一步维护学术的尊严，而目前我们管理制度、评价体制要做的就是把制度给个体带来的物质、利益“魅惑”最大限度地减少。(本报记者 朱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