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人文学者不可丢“三气”

　　【编者的话】

　　10月23日，中国第一个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迎来建系100周年。作为最直接传承本国语言文化的科系，“百年中文”的纪念，被赋予了很多的意味。而人文学科的时代价值在哪里，人文学者该如何保持气质，也再次被审视。

　　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最近接受了本报专访，就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提到的“中文系师生有责任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及思想文化建设”，认为人文学者不能丢掉“三气”——志气、意气和豪气，尤其发人深思。

　　大学需要留存一种学术志向、一种学术传统

　　记者：参加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有个细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庆典简朴但学术味儿很浓，但听说，你们有规定，出版的前辈著作，每本书不能超过300页。这样做，是想传递什么理念吗？

　　陈平原：是的。我们把这次庆典的主旨定为：以学术为本，赓续传统；以友情为重，凝聚人心。

　　对大学来说，学问是最重要的，热闹的庆典背后，必须有坚实的精神支持与学术追求。所以，今年一年，我们组织了10个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会议，系庆期间也有“中文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研讨会，以及“众声喧哗的中国文学——首届两岸三地博士生中文论坛”，还编辑出版了20册的“北大中文文库”。

　　值得一提的是，出版前辈著作，不是几十万字的“文存”或几百万字的“全集”，而是规定每本书不超过300页。不是因为没钱印，更不是学术实力不够，而是希望择其精要，让老先生的文章走向年轻人——起码本专业研究生必读。

　　在我看来，所谓“纪念”，不是记住一个口号，或供奉几个名人，而是让大家通过阅读和体味，实现学术上的薪火相传。我们更看重的是著作的分量，而不是世俗的名声。中文系历史上名师辈出，这一回只选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北大工作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教授流动性很强，且在好多大学兼课，我们不能把半部学术史揽入怀中。比如，大学者陈寅恪也在北大中文系讲课，但那时他是清华的教授，我们不能为了撑门面去争抢。

　　以学术为本，是为了给当下的老师们留存一种学术志向，一种学术传统，一种学术热情。这样做，看似不太张扬，却能给人以精神的震撼。

　　中文系师生应介入社会改革及思想文化建设

　　记者：“百年”之后，您认为人文学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陈平原：我做过西南联大的研究。看那时的老照片，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在天地间，着实让人感动。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多了，但是否还有那么一股志气、意气、豪气？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三气”，人文学才可能做得有滋有味。

　　任何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师生，所从事的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活，而是包含着价值、立场和责任。

　　我以为，中文系师生有责任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设。不是不要专业，而是在专注专业的同时，保留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说到底，人文学是和一个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知识”，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

　　这么说，不等于让所有老师都关注当下，也应该鼓励闭门读书、不闻窗外事的，应该允许不同文化立场及学术趣味的教授各自独立发展，不强求一律。你整天上电视，名声显赫；我闭门读书，十年磨一剑：各有各的舞台，也各有各的听众。有骨有筋，有雅有俗，有内有外，这样的话，中文系才能比较大气。

　　至于人们经常谈论的“人文学”如何被边缘化，这是目前中国教育过分市场化的结果。现在，我们的教育走进了一个误区，即把大学当成职业学校、培训中心来经营，宣扬“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忘却了大学的责任。大学教育，是为你一辈子的知识及精神打底子，而不是职业培训。当然，学校性质不同，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总的来说，我以为中国“人文学”(包括中文系)最低潮的时刻已经过去，若调整适当，是应该“贞下起元”了。

　　大学或院系，要有意识地培养几条“大鱼”

　　记者：但要做到您说的“大气”，允许和鼓励人文学者以不同的方式做学问，势必与当下的学者评估标准冲突。比如论文指标……

　　陈平原：学问不是评出来，而是做出来的，是经过20年、30年、40年，心甘情愿坐冷板凳、呕心沥血做出来的。你说10篇论文，就一定比1篇论文价值更高？未必。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不争一时之短长。大家现在被各种评比、评奖、评估搞得鸡飞狗跳，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潜心学问。这很可惜。

　　作为系主任，我的基本原则是：为中才立规划，为天才留空间。好的教授视学术为生命，根本用不着催促；有的老师，或因能力限制或因健康原因，或对学术根本不感兴趣，再催也没用。但中间这一大块，若有合理的评估体系及奖励机制，能做出更大的业绩。所以，最重要的是调动中间这部分老师的积极性。

　　同时必须记住，一所大学或一个院系，要有意识地培养几条“大鱼”。对于那些有个性、有才华、有脾气的好学者，要让其山高水长自由发展。暂时看，会损失一些评比所需要的“指标”，但若干年后，如果真的出现一两个大师级人物，那就值得了。作为一个院系的领导，也应该有这种容忍度。因为，神奇的灵感以及创造力，是很脆弱的，甚至稍纵即逝，需要有心人格外呵护。这方面，整齐划一的评价标准肯定是不行的。

　　随着民生的逐步改善，中国人对于本国语言文学的兴趣会迅速提升；而综合国力的增强，也使得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天平，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认为中文系的价值应该有更新的体现。本报记者　吕绍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