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连跳”事件的警醒还在耳畔,但在冬意渐浓的岁末,接连发生在青少年人群中的极端行为,更让人感到了丝丝的寒气。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数据,20%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心理问题。存在以自杀自伤、暴力攻击、破坏性行为障碍和网络成瘾等为主的心理行为问题的青少年儿童,在我国已超过3000万人。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家中,青少年是自杀风险最高的人群。在我国15至34岁人群中,自杀是第一位死因。
然而,最可怕的是类似富士康那样的“传染”效应。比如,两年前的秋季开学第一周,本市相继发生青少年跳楼自杀事件。那时就有学界提出引进香港经验,设计一份针对上海青少年的问卷调查表,从而筛查出高危、较危险、一般三个层次的青少年。而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市教委,也提出要在学校教育中彻底扭转“育分不育人”现象,开展“珍爱生命教育”,对全市150万中小学生进行生命起源、性别教育、青春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还有的社会人士提议筹建上海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转眼,两年多过去了,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到底减轻了没有?他们的心理压力到底变小了没有?设计中的青少年危机干预和生命教育,是不是还仅仅是停留在做表面文章上?这一切或许仍将是教育界有教育界的说辞,而严酷的现实又在用自己的呈现方式回答着迥异的答案。比如,最近发生在名牌学校“尖子”学生中的极端事件,偶然中透视着必然。这样的定性,恐怕再振振有词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很难辩驳。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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