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问对错的27年
如何答复这个问题,从此成了董丰均的心病。他开始四处寻找答案。
他从家里的地下室里,找出了《马列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程》等已经发黄的书。这些书是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华中师范大学进修时的教材和读物。
看到这些书,董丰均想起来,那会儿教他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黄思谦教授,似乎也曾对如今张道旭提出的问题有过疑惑。不过,教授在当时只是留给了台下听讲的学生们一个思考题,并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
30岁出头的董丰均当时也没有思考出个所以然。回到郧阳中学的课堂上,这个已经教了8年政治课的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们:“一切以参考答案为标准,因为高考只认参考答案。”
这种策略收效明显。董丰均所带的高三学生,陆续在高考中出了好几个鄂西北地区的政治单科“状元”,其中一个班的高考综合成绩更是创造了该校历史上“难以逾越的奇迹”。
虽然在备课时会发现有些地方自己想不通,在教高一学生学习、带高三学生复习时,也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但这位政治老师觉得,让这些山里的娃子们背好参考答案、高考考出高分,才是最大的“政治”。
“所有的不通,也就放下了。”董丰均回忆说。
并且,他当时很真诚地认为,“教材不是一般的书,代表着已经公认的文化、科技和思想成果,代表着国家意志。不仅印量最大,而且通过最正规最有效最强制的渠道,经老师向学生灌输”,“教育部门在编写教材时,肯定是慎之又慎的”。所以,教了27年政治课,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教材会有问题。
也是在这不问对错的27年中,董丰均一步步由学校的团委书记、政教处主任、校办主任,最后升任副校长。而他的政治教学水平,也在整个十堰市得到认可,被选为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
27年下来,董丰均手里的中学政治课本内容和高考重点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简史”和“时事政治”等5大块的内容。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被取消,再后来“社会发展简史”被“政治学”所取代。
上世纪80年代,为了让学生了解“时事政治”,董丰均曾把家里好不容易凭票买来的日立牌电视机搬到教室里,让学生们看新闻。他旋转摇晃着天线,尽力让画面变得更清楚,然后自己站在那里扶着天线。
近20年后,董丰均到宜昌旅游时,一位当年的学生动情地向董蕾讲述了这些往事。那个孩子已经上中学的学生说,他还记得有一天雷雨交加,自己一直担心扶着天线的董老师会被雷电击中。
董丰均自己则顾不上担心这些,他当时正被一些问题困扰着。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这种困扰越来越大。“我当时对教材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说法确实有疑问,怀疑帝国主义到底会不会灭亡啊。”他笑着回忆道。
不过这种困扰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的这种疑问就出现在了学生的考题里,而从这些考题的参考答案里,董丰均找到了新的理论逻辑,疑问自然也被打消了。
在学校入党积极分子的党课上,这位旁征博引的主讲老师也变得更加应付自如了。他的讲课风采,折服了不少学生。
“他讲党课,不仅让人觉得这个老师学识渊博,而且说话很真诚。”目前正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士的吴胜涛回忆说。他还清楚地记得15年前董老师给自己上党课时的情景。
几节党课之后,当时的高二学生吴胜涛在一天下午放学后,敲门走进了董丰均的办公室。在张口说话之前,吴胜涛先给这位仰慕已久的政治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明自己的来意。他刚刚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感觉自己的政治课跟不上,很多考题不会做。他听一些毕业学长说,董老师不像有些政治老师,上课只会念课本,而是看马列原著,然后结合课本深入浅出地应用到讲课中。所以他冒昧地希望副校长能给自己补课。
学校里有这样肯学好学的学生,董丰均感到很高兴。他告诉这个怯生生的孩子:“没问题,只要我不开会,你下课后随时可以来找我。”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董丰均除了教自己班上那些高一、高二学生的政治课,还在每天下午放学到上晚自习之间,义务辅导自己眼中的这个“可造之才”。每当有会议的时候,他会提前告诉吴胜涛,或是在办公室里留张纸条。
最终,吴胜涛以全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这番师生情,也成为郧阳中学校园内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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