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在新闻中可以看到,某某地方上马了多少多少万吨级的某某工程,多数情况下,这些工程的建设都是平地起高楼,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直接建成。但假如这些项目由教育部主管,那么情形就会变得很复杂,首先工程的级别要从“万吨”改成“十吨”,工程建成运营几年后,由主管部门审查合格后再升级成“百吨”级,如此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由百而千,由千而万,主管部门很是审批得辛苦,而企业发展的机遇恐怕早就悄悄溜掉了。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却也并非无根无据。教育部审批大学就是这样一个程序。教育部的《学位条例》规定:所有中国的高校都只能走渐进式发展的路,你要想建一所研究型大学,首先得从大专开始办起,通过了评审再升格为大学,升格为大学之后再申请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然后才能再申请博士点。每一个申请都是要好几年的时间。难怪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戏称盖世界一流的别墅,要从猪圈盖起。
近年来,朱清时校长一直呼吁教育的“去行政化”,而南方科技大学办学之路颇不顺当,在现实中,正在无可奈何地行走着“盖别墅,非要从猪圈盖起”这样一条道路,这恰恰就是因为高等教育过度行政化的结果,想必朱清时校长对此有切肤之痛,才会成为呼吁“去行政化”的先锋。
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国家手中,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我国的一种常态。改革开放之后,很多行业都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但教育领域,这方面步子却迈得非常缓慢。尤其是高等教育,基本上仍然是教育部办学,千校一面的局面。教育主管部门几乎掌握了本应当属于高校的所有办学权力,从办学资格、治理结构、招生、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也垄断了一些本应当属于社会的权力,如教学评价、科研评价等。试举几例:民办高校也必须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设置一些与教学科研不甚相干的机构,出现了冗衙冗员现象。在前两年颇有争议的本科教学评估中,很多老师被要求重新批改学生的试卷,理由居然是他们批卷时习惯性地打负分,最后从总分中扣除得出学生分数。而据说上面的要求是打正分,最后加总。
如此高度集中资源,如此苛刻、琐碎的规章制度,显然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拿南科大来讲,已经筹备了三年,也只是得到了教育部的口头支持,迄今仍未获得招生的权力。按照《学位条例》的规定按部就班地走,恐怕没有十来年,学校搭不起一个基本的框架,难以正常地运转。而十年的时间,已经足以建成一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了。以香港理工大学为例,1994年正式成立,十年之后,已经成为国际知名、两岸四地乃至全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了。
大学不是洪水猛兽,是教书育人、造福社会的机构,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夜总会什么的,几个月就能够审批下来,建一所大学,为什么就要拖这么久呢?权力往往就是这样不可理喻。也正是如此,我们也要特别地支持一下南科大和朱清时校长,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实际上就是要争取回那些本应当属于学校,本应当属于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他们成功了,中国高等教育才有希望。周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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