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量城市流动人口和进城农民工在异地工作时间的推移，其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日益迫切。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教育部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对于异地高考问题的时间表，袁贵仁表示“不会很长”。
自去年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颁布以来，异地高考一直是公众高度关注的话题，这不但事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求学、升学问题，而且，将直接影响《纲要》所确定的扩大教育公平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目标能否实现。可以说，如果这一问题不得到解决，教育公平就难言真正实现。
客观而言，将“制订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写进《纲要》，表明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是，推进相应的改革，听到的都是“正在研究”。目前来看，推进路径还不清晰、时间节点和任务也不甚明确。
在去年12月启动的国家教改试点中，人们发现，解决异地高考列入了试点，但遗憾的是，进行试点的地区，却不是大家期待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是山东、湖南、重庆三个地区。不少人由此疑虑，选择这些本地高考竞争就十分激烈，人口流入并不密集的地区试点，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异地高考的突出矛盾，集中在流入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换言之，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无法绕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在北京，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8-2009学年度，30073名非北京市户籍小学毕业生中，最多只有24685名学生在北京继续读初中；12599名非本市户籍初中毕业生中，最多只有5484名在北京继续读普通高中。大量孩子在北京读完一部分课程后，不得不忍痛离开北京、离开家人，回原籍读书。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非本地学生在北京难以升学，尤其是难以参加高考。
而在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已有4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他们很快就面临中考问题，如果中高考问题不解决，这些孩子将有很大部分回原籍所在地求学，产生新的留守儿童问题。
毫无疑问，解决异地高考问题，需要有关部门有啃京沪这样的“硬骨头”的勇气和胆识。
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涉及利益十分复杂，解决起来并不容易，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如果影响城市户籍人口的高考权益，政策将很难推进，此前针对这一问题，本地户籍人口就与非本地户籍人口打起“口水仗”；其次，鉴于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录取率高、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基础教育质量高，如果放开，有可能催生“高考移民”。
但是，困难多不是改革停滞的借口。只有启动改革，才有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此前，北京出台有关外地人购车、买房政策时，和外地人在京纳税时限挂钩，在异地高考的问题上，能否也按此施政逻辑，给那些父母在京纳税、缴纳社保费用、本人在京读书时间达到一定年限的学生，逐步开放参加高考的权利？
眼下，教育部部长表态，将在上海和北京启动调研和试点，且表示时间“不会很长”，回应了公众对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关切，也体现了教育部门在此事上认识的进步，展现了解决问题的决心。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有明确的时间表，不能在“正在研究”中让对此充满期待的公众失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