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院士的办公室异常简陋：屋子不到20平方米，一个书柜、两个沙发、一张办公桌就占了大半个空间。据说杨福家院士曾把它拍下来，和某地一处级干部的豪华办公室照片一起，寄给了国家领导人，反映当前高校办学条件的不足。
新学期一开学，就是在这间“著名”的校长办公室，李培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这也是2010年夏天广受媒体追捧以来，李培根校长首次接受媒体采访。
记者：最近校内都在围绕“一号文”讨论，为什么要把学风教风建设摆在如此突出的位置？
李培根：我们把学风教风视为学校的立校之本。目前评介一所大学的水平所采用的一些指标和数据，校风、学风、教风并不在内，但“本”是时刻不能忘的。我们关注那些指标和数据，但“本”没有了，代表水平的那些指标和数据也终究会掉下来。
记者：华中科大刚刚获得6项国家科技大奖，如此重视本科教学，会不会影响学校的科研成绩？
李培根：现在重点高校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从社会广泛关注的高校自主招生联考就能看出来。校长们也很容易去关注一流大学建设最显性的一些指标。但校长必须有教育的内在理想，如果只为指标所驱动的话，学校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
内在理想主要还是体现在培养人的问题上，包括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去培养人。我时时刻刻告诫自己，不要忘了自己的内在理想。对建设一流大学而言，尤其重要的是本科教育。我们2005年就提出了建设“一流教学、一流本科”思路。2008年也出台了关于建设一流教学、一流本科的校发一号文。加强教学，短期内可能对科研项目和经费有所影响，但一所学校的科研水平和能力，不能简单以科研项目和经费来衡量。
记者：在您看来，大学教师重视科研、轻视教学的根源在哪里？
李培根：这首先还是一个社会问题。目前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还是较少，学校要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学校自己想办法来解决。目前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学，其教师的收入都和科研、教学工作量有一定程度的挂钩，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如大学一级教授(最高级别，基本上是院士)按国家规定的工资只有2800元。如果教师的收入只是国家规定的工资，那是很不体面的。因此学校不得不想办法去提高教师的收入，其办法之一是对某些科研项目(主要是企业项目)的经费提成。因此，大学教师要想过一个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不得已要走创收的途径。这也会使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本身受到影响，因为有部分教师拼命争课题或者拿教学工作量，主要是因为利益驱动，而非兴趣和责任驱动。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人才培养和科研本身。发达国家就很少听说教授忙着搞创收的。
记者：我注意到，“改革”一词在刚刚颁布的“一号文”中分量不轻。您如何看待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国家大的教育改革背景下的学校学风教风建设？
李培根：我认为，这些年我们进行的教学改革，主要集中在教学形式和内容增减方面，这样的改革也很有用，但意义毕竟有限。在教育的根本问题上，我们的改革还很少触及。根本问题是什么？就是教育要真正面向人。或者说，要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转变。
我们应该思考，教育有没有真正面向人？有没有真正对学生开放？现在我们实行的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课程设置等，都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教师是最轻松的；“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就要动很多脑筋，思考如何启迪学生思维、挖掘学生的潜能。因为你面对的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
前年我接触到一位毕业才几年的校友，这名学生非常优秀，曾被保送为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一家IT公司工作。几年以后，她把工作辞了，结伴到尼泊尔的贫穷乡村里，为那里的小孩子服务。她说了一句让我很感慨的话：“教育就是要使学生成为他自己。”这句话给了我震动，它很朴实，但是非常有哲理。其实就是需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记者：您觉得“一号文”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目前存在的学风教风问题？
李培根：我们去年搞学风教风建设年活动，组织师生学习研讨，搞活动是希望今后不搞活动，要让重视本科教学工作成为学校工作的一个常态，成为校长、院长的办学习惯。我们要采取相应的举措，要在“票子”、“帽子”等问题上，对教学工作有所倾斜。我们要尽可能在目前的条件下，把这项工作抓得好一点、实一点。
学风教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不可能靠单个学校就能完全解决的。即使是“一号文”中提到的学校内部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解决的。但华中科技大学总归希望做得尽可能好一些，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