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北大如何与学生“会商”？

　　看到北京大学要与学生进行会商的新闻，说实话，一直不明白会商的定义，直到在北大新闻网上找到对学生工作部副部长的采访。原来，会商“就是在学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甚至连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力量有限的情况下，由学院组织相关方面，如教学、教务、心理咨询、后勤服务等部门的老师，甚至邀请校外专家，对这些同学的学业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制订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会商的对象，主要面对学业困难学生，同时也兼顾其他需要关爱和帮助的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

　　一些北大学生想不通，这样的举措，为何会成为新闻。为何媒体也好，舆论也好，看不到帮助学业困难的学生这个重点，而是把焦点放在了思想偏激上？其实，之所以会产生争议，是因为北大承担着很多人对于中国大学的期望。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令学人向往，不仅培养出一大批有用之材，更是新思想迸发的地方。

　　也因为这样，思想偏激四个字格外令人侧目。偏激的标准是什么？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标准？比如，在一些学工部老师及北大学生看来，对学校食堂涨价几角钱大肆抨击，就属于思想偏激。可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不是涨多少的问题，而是涨价的程序问题，程序正确、理由充分，那么，涨两元钱也要比涨二角钱来得正当。如果忽略了学生提出批评的出发点和焦点，只看批评的结果，就把学生归为“思想偏激”，是不是会扼杀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由表达的空间？

　　学校拿出马家爵作例子，是想说明，对于心理出现问题的学生，如果缺乏及时帮助会酿成悲剧。这是事实。不过，马家爵的故事，首先是一个极端；其次，如果马家爵的大学教育有所缺失的话，那就是同伴对他的接纳，以及对其穷困的同情。学生需要学校帮助的时候，能够找到相应的机构和人，这是学校应尽的责任。而针对目标学生提供强制性的“帮助”，学生如果没有拒绝的自由的话，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有北大同学说，想不通为何清华发生过硫酸泼熊，铊中毒这样的事件，却没有出现在媒体的风口浪尖上。这位同学没有分清楚，个体行为和建立一个强制性制度的分别，而用毕业生的官衔来联想危机公关，不自觉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一切从利益出发以及功利性。如果这代表了一批大学生的想法，只能说大学确实成为社会的一个缩影。

　　大家对于北大的关注和焦虑，是因为还有期待。一名学生给我发信说：我最大的困惑是，有想法让这个国家做出改变的学生聚不到一起。而且，由于教育资源垄断，现在的北大已经极少有农村进来的学生了。他眼中的大学，一边是夜夜笙歌，一边是要被“会商”的同学。而那些快乐的学生，缺乏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同伴的同情。这才是真正让人担心的事。

　　归根到底，大学是培养学生人格和世界观的地方。承担此责任的，当然还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