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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刺母：谁举起了那把刀
只因学费问题起争执，24岁的旅日留学生汪某在上海浦东机场，众目睽睽下将刀刺向了52岁的母亲。这起“留学生刺母”案与前段时间“药家鑫杀人案”一起，再次掀起对中国式家庭教育的反思：究竟为什么会接连发生这样的悲剧？究竟是谁，让孩子们举起了那把锋利的刀？
不可否认，无论“刺母案”还是“药家鑫杀人案”，都是极端的个案。然而频发的个案背后，亦有使人担忧的中国青少年人格健康状况。《中国新闻周刊》走访的多位专家及机构均表示：社会转型期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近十年来中国青少年的心理疾患呈加速发展的态势，此案中汪某的留学生身份，更应引起社会对留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
家庭教育是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基础的一环。过去几十年我们对它的轻视，正在结出恶果，这个恶果隐蔽在一个个具体而鲜活个体的人格中，渐渐聚合起来影响社会的整体。失败的家庭教育没有赢家。孩子与家长，都是受害者。具体到留学生刺母案，尤为如此。
尽管在家属的申请下，公安机关已启动对汪某的精神病鉴定程序，但《中国新闻周刊》仍辗转获得汪某的生活片断，复原他的成长经历及家庭生活状况，以探讨造成这起人伦悲剧的深层原因。
刺母事件背后的家庭拼图
惨烈的现场背后，隐藏着一个悲剧家庭：暴躁的父亲，温顺的母亲，外表光鲜而内心千疮百孔的儿子
浦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的“会合点”闪着橘红色的光，背景是两个握手旅客的卡通图画。4月15日晚9点，一对香港来访的情侣在“会客点”前摆出握手的姿势欢愉地拍照。
但在15天前，刚下飞机的汪军军，就在这块牌子之下，把刀连续刺向他52岁的母亲，原因很简单：要钱不给。
据目击者称，汪军军所持的，是一把从托运的轻背包中取出的水果刀。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块百余平方米的地方，距离国际出闸口约百米，是通往配楼的交通枢纽。灰白色塑胶地板，已经被清洁工打扫得没有血迹。熙熙攘攘的旅客，走过四周玻璃透亮的过道，可以看到上海街道的车辆。
目前，在家属的提请下，公关机关已对汪军军启动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
然而公众的疑惑却没有消失：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究竟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能在这种明亮舒适的环境里，将尖刀刺向母亲？
幼年碎片
这把儿子挥向母亲的刀，也出现在南京路电视墙播放的新闻片里。汪军军的大伯汪建良，恰好在上班途中看到了。
尽管新闻报道将人物面部模糊处理，但那熟悉的轮廓，仍让汪建良觉得像他的侄儿。当发现行刺的儿子是“汪某”，而受伤的母亲是“顾女士”时，他终于明白，家里出事了。
汪建良没想到，家里的事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为天下人所知。电视墙下，汪军军58岁的伯父站了很久。
汪军军已过世的爷爷汪政祥，和年过古稀的奶奶杨春霞，育有子女四人。长女汪建兰、长子汪建良、次女汪建琳和次子汪建新。
他们一度住在距外滩不远的北京东路一处老弄堂。楼高三层，楼梯近乎垂直，阴暗逼仄，踏在上面咯吱做响，门外经过的货车都足以让木质楼梯晃动。
门廊的墙上排列着众多铁皮邮箱，其中一个用楷体字漆着：“汪家”。汪家爷辈到孙辈，三代人都或长或短地在三层一间十多平米的阁楼里居住过。
奶奶杨春霞已经多日没有出现。邻居们虽然有些好奇，但想到老人最近常去子女家住，索性也不多问。这些天，邻居们一直在谈论着报纸上报道的“儿子刺母”案。然而直到有外人特意到来询问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故事的主角就是他们的邻居。
几十年前，爷爷汪政祥曾在巷口拖着铁皮车卖螺丝、修拉锁。如今，这条街依然是五金商贩的集中区。数百家店面，卖的是更新潮的金属零件。
汪军军是汪家小儿子汪建新的独生子，出生于1987年，不可避免地被全家当做掌上名珠。
军军对这条街很熟。10多岁起，他就经常到爷爷奶奶家，把自己丢到他们怀中。那时还念小学的军军，睡觉前会自己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摆在床头，是个规矩的小孩。
2000年，爷爷在家门口注册了一家五金商店，注册资金5万元，并自己担任法人。
本来希望这家店能为全家人的生活带来转机，然而事与愿违，五金店并没有成为全家的动力源泉，而变成了一个家庭成员不断索取的“潘多拉的盒子”。
为了店面的经营权问题，子女们与父亲长年纷争不断，邻居们经常看到汪家成员脸上的指印，甚至裂口，都暗暗为这家人担心。
楼下一家的媳妇，有次亲眼看到汪爷爷与子女争吵，被顺着台阶推倒在她家一层半的厨灶下面，幸无大碍。这位邻居知道汪家人的脾气都比较暴躁，但她当时还是后怕得很：万一汪爷爷被她家灶上的开水壶砸到，不知道会伤成什么样。
军军便在这种吵闹的环境中长大。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这里，是今年春节从日本回上海探亲时。那时，他已从一个规矩的小孩子，长成为24岁的成年人。
“炸药桶”父亲
顾妈妈仍然躺在病床上，9处刀伤虽然没有致命，但十几天的休养并不能让她恢复元气，至今只能靠半流食物品来补充体力，虚弱的她甚至说句“帮我倒杯水”都很费力。
二十几年前刚刚出嫁时，她小巧精致，面貌娇美，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 “阿华”。
阿华是个不辞辛苦、勤俭持家的媳妇。在家，她温顺地服从丈夫；在外，她也一直努力地为更好的生活而努力。
军军出生后，阿华和军军的父亲汪建新，曾在三口之家位于福建路弄堂里经营了一个小卖部，生意不差；几年后，阿华又做起服装销售，还当上一家国产高档服装品牌专营店的营销经理，每月收入7000元，比不上高级白领，但在上海普通居民中，收入也不算太低。
2007年，她娘家位于在地价飙升的虹口区苏州河畔的老宅被拆迁，让位于知名开发商的新项目，这给全家带来了还算丰厚的经济回报。他们并未用这笔款项购置新的房产，而是选择租房生活，因此，相比于过去，军军家的手头更宽裕了。
但对于这个普通的三口之家来说，经济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军军的父亲汪建新从小就渴望成功，争强好胜。作为家中的老小，他始终迫切地渴望去经营父亲的五金店，却总和父亲的想法矛盾，导致冲突连连。
在邻居们眼中，汪建新是远近闻名的“炸药桶”，是汪家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个子不高，很瘦，看起来很精干。眼睛很大，平时眉清目秀，可一发起脾气，两颗眼珠子直往外突。一旦发生矛盾，即使面对的是家里人，从父亲到哥哥姐姐，他都不手软；在外面，他也经常用拳头解决问题。
他的脾气在阿华面前也没有收敛，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有时还会举起巴掌。有一年，奶奶到他们租住在浦东的家来做客，仅仅因为谁来给气垫床充气这个小问题，汪建新发了脾气，还差点动手。
邻居们形容说，阿华在汪建新面前，就像“小鸡仔”一样顺从。阿华也想过要离婚，但不知何故，这个婚姻却一直在不断的冲突中继续着。汪建新去美国前的一个月左右，阿华还曾逃到外地，直到汪建新走后，才又回到上海。
这个脾气暴躁的上海男人，对生活的要求有点偏执：无论屋里屋外，他目光所及的一切都要整理得利落干净。每逢出门，他会讲究地穿上名牌西服，光鲜时髦。
汪建新喜欢大方地花钱，因此总感到钱不够花，拮据时则四处借宿。他工作不稳定，收入不多，因此更渴望财富，他常常研究彩票，梦想自己有朝一日成为那个幸运儿。
家里经营的小卖部最初生意不错，但随着连锁超市的普及，小卖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终于不能维持经营关了门。
之后，汪建新多次易工，为私人老板打零工，在医院做保安队队长，一度还找到了一份培训学校教师的体面工作。但他似乎对这些都不满足。
父权阴影
在军军面前，这位对生活要求苛刻而性格暴躁的人，更是永远不能违抗的父亲。
汪建新时常告诉军军：“你一定要比别人强，这样才不会被欺负。”
为了让军军身体强壮一些，他给军军制定了完整的健身计划：跑步、抬哑铃、练单杠……只要是学习空下来，就进行这样的训练，因为他认定：个子小就会被欺负。
为了让父亲满意，汪军军在各方面一直很努力。大概是继承了父亲的风格，军军对每一件事都要求甚高，要强而倔犟。据说，他遇到无法做好的事情时，还曾用头去撞墙。
虽然汪建新对军军各方面始终不满意，但亲朋回忆，直到初中，军军的成绩在班级里还算名列前茅，家人也都认为军军可以考到重点高中，尤其是汪建新。
或许是压力太大，中考前，军军成绩不断下滑。这激怒了争强好胜的父亲，军军因为成绩不理想也没少挨父亲的打骂。
他最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结果出来后，汪建新指着军军额头骂个不停，“没出息、太笨，葬送了前途”。或许因为太生气，他甚至对军军填报中考志愿都不理睬。
无助的军军只好到奶奶家寻求安慰与帮助。正在奶奶家的大伯看到可怜兮兮的军军，便拉起他说：“你爸不管，大伯带你去。”
2002年，军军入读了上海一所名声不错的职业学校，并选择了汪建新期望的商务英语专业。
但中考失利一直是汪建新心里的结。他对这家中学也心存不满，坚持认为从这样的学校毕业不能出人头地。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总结出儿子的出路：学商，出国，挣钱。
在汪建新的强烈要求下，2006年，军军从尚未毕业的大专退学，辗转去了日本。汪建新本人也经朋友介绍，在2009年底，只身前往美国打工，要去赚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而这次妻子和儿子一起出事，身在美国的他至今没有现身。
孤独的留学
军军的独立，是在东京真正开始的。
2006年，已嫁至东京的大姑汪建兰为军军担保留学，并安排他进入东京一家国际语言学校的日本大学预科班。两年后，军军通过了入学考核。2008年，21岁的军军迈进了私立日本大学经济学部的大门。
尽管出国留学也是父亲为他设计的，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军军享受远离父权的自由空气。
军军最初借住在大姑家。不久，他就决定独自居住。他的房租是每月人民币12000元左右，据了解日本情况的人士介绍，这比普通中国留学生租房花费高出很多，相当于东京普通白领阶层的房租水平。
在穿着打扮上，军军倒是越来越像升级版的汪建新。他很讲究品牌，衣服也越来越多，时髦的穿着配上帅气的外形，汪军军开始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和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军军也喜欢和同学或者兄弟姐妹们相约一起去K歌，堂哥说，军军唱歌很好听。
去日本留学后，军军每年都回上海探亲一次，回来后经常会豪爽地宴请家里的兄弟姐妹。在这很少的接触中，家里人明显地感到，军军成熟得相当快，已经完全不是他们记忆中的那个乖巧规矩的小孩子。
大伯汪建良还记得，今年春节，军军回家探望奶奶，他也赶去相聚，一进门，一脸成熟男人气息的军军就爽气地拍他的肩说，“走，咱们出去吃，我请客。”汪建良指了指奶奶刚烧好的一桌晚饭，说：这不是奶奶刚做好饭菜吗，还是应该在家里跟奶奶一起吃饭。
大伯觉得二十多岁的侄子身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汪建新的影子：手上若是充裕了，便显得很大方；拮据时，又不免有求于人。
在这五年的留学生活中，家人有时会劝他：“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要多读书，没事就不要总回来了，来回的路费比较贵。”但很明显，军军对这些话没有放在心上。
军军在日本的学习及生活情况，家人都不太了解。家人知道的唯一情况是，军军曾对一位堂兄提过，有的同学对他不友善，经常因为一些小事陷害他。堂兄则劝他现实一点，在异国他乡，应尽可能低调。
最明显的变化大概发生在今年春节。
原本健谈的汪军军，变得有些沉默，曾跟小姑姑说：“耳朵里好像装了机器，总有声响。”
最近一次回家，大伯与他聊天，他忽然大笑起来，笑过后又戛然而止，而那个话题并不好笑。军军也曾跟奶奶说，“我不知道怎么了，我控制不了。”
大家觉得有些奇怪，但谁也没在意。谁也没想到，两个月后，会发生浦东机场那疯狂的一幕。
曾经散落在上海、美国、日本的一家三口，今天终于有两个聚在了同一个城市。只是，一个在看守所，一个在医院。
医院里瘦小的阿华，并不认为自己会失去儿子的爱。“他是个好孩子，我们母子感情很好的。”她曾坚持表示，“我不怪他。”
4月19日的上海浦东机场，到大厅的人们继续着他们奔波的脚步。而在一旁的等待区，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在一口一口地喂着她漂亮的混血小女儿……★
(本文内容均来自当事人家属、邻居、朋友所述。因涉及采访对象的家庭隐私，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实习生翟小瑶对本文亦有贡献)(文/杨迪 记者/ 崔晓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