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某刺母案引发人们对留学生生存状况的关注。(CFP供图）
留学仍然是许多家庭的选择。(CFP供图）
去年25万多人出国留学其中超两成是中小学生 留学生低龄化趋势明显生存状况引发关注
汪某机场刺母案目前尚未有下文，公众由此而发的对“留学热”的探讨和反思仍在继续。
2011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上海籍留日学生汪某在这一天开了一个让人痛心疾首的狠毒“玩笑”：因为在上海浦东机场向母亲顾某要钱不成，刚下飞机的他竟从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拿出一把水果刀，在众目睽睽之下向母亲连捅9刀。经抢救，顾某已脱离生命危险，汪某被刑事拘留，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惩罚。
尽管这是一宗极端的个案，但却引发了人们对留学生生存状况的关注。据了解，中国去年有25万多人出国留学，其中两成多是中小学生。深入了解留学生在海外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全方位地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尤为重要。
文/本报记者 张强、武威、杜安娜
留学生调查(上)
学生篇
茂名姑娘陈寒今年19岁，去年夏天从茂名一中高中毕业后，她通过留学中介去了日本。她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与刺母的汪某相似，第一年在东京的语言学校学日语，然后着手考日本的大学。
出国留学
一个个看似轻易的决定
陈寒的家境算不上富裕，父母的家教非常宽松。高一那年，陈寒对日本漫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就产生了高中毕业后赴日留学的念头。
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而是“偷偷”地用平日攒下的零花钱和压岁钱报了一个日语学习班，瞒着父母偷学日语，投入了不少精力。直到高三，她才把自己的留学计划告诉家人，陈寒“能言善辩”，仅仅花了一个晚上就说服了他们。
高考并不考日语，陈寒的这个决定意味着她早早地远离了中国孩子的常规成长轨迹，某种意义上，她甚至已经无法反悔。高考前，她没怎么认真复习功课，最终的成绩也未过重点线。“即使过了(重点线)，我也会去日本的。”陈寒赴日留学的想法很坚决。
为了赴日留学，陈寒准备了2年时间，不可谓不周到；与她相比，不少低龄留学生的决定显得相当草率。“我高考没考好，与其在国内的二本大学混4年，还不如早点去国外留学，接受更先进的教育。”赴澳大利亚留学的小林在谈及当初出国的原因时说，“当时我与爸妈只讨论了一个小时，就下了这个决定，马上报了雅思培训班，第二年就出国了。”至于出国留学的开销和其他重要的须知事项，一家人当时并未讨论过，纯粹“摸着石头过河”。
面对孤独
须战胜“寄人篱下”的感觉
19岁的广州女孩王立衡，是国内青少年文学界小有名气的“小作家”，曾任中国少年作家学会副主席兼广东省分会主席。小学时，她曾追随赴英留学的父亲在英国念过一年半小学；在广州二中和六中念完高一以后，她又独自踏上了留学英国的旅程。
王立衡告诉本报记者，她就读于英格兰北部林肯郡的约翰雷格中学，全校共有两千六七百名学生，其中国际学生共约两百名，中国留学生有一百人左右。跟许多中国低龄留学生一样，王立衡寄住在一户当地的中产家庭。
这所学校位于一个小镇，留学生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甚至非常无聊，吃喝玩乐比起中国差远了”。“什么东西都贵，所有吃的都难吃。”
寄住当地家庭，除了练习英语等显而易见的好处外，也时常让中国留学生们产生“寄人篱下”的孤独感，逼迫他们尽快提高陌生环境下的交际能力。在国内，家人都围着他们转；而在异国的寄宿家庭，他们首先要学会的是“守规矩”。
王立衡介绍说，有的寄宿家庭缺乏人情味，有的房东有洁癖，甚至会检查留学生房间的衣柜是否整洁，这让留学生感觉隐私受侵犯……在种种规矩的束缚下，留学生必须学会跟房东“谈判”。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还得纠缠于这些家务琐事，这让王立衡感觉有心理压力。
譬如寄宿费，费用标准是由学校与各个寄宿家庭统一约定的(每周95英镑，约合1000元人民币)，一周一缴。当地有项规则：假若学生连续七天不住在家里，则应免除相应的寄宿费。有一次，王立衡和几个同学利用假期去苏格兰旅行，往返共六天，大家都向房东提出能否通融地减免寄宿费，结果却各不相同。
有的房东客气地答应了；而王立衡的房东一听她提出这项要求，立马找出了协议，用严厉的口吻对她说：“你看，白纸黑字写着，只要你住了一天，就必须缴纳一周的生活费。”
“这句‘白纸黑字’让我觉得很委屈，我感觉她完全没有把我当成朋友，我们之间似乎只是住客和房东的关系，我住的不是家庭，而是‘旅馆’。她一直很计较钱，比如要求每周的某一天住宿费必须到账，迟一天就要被她叫到面前‘谈话’，仿佛我是个赖账的人。”房东让王立衡产生了“寄人篱下”的孤独感，与此同时，也拓宽了她的胸襟。
“在饭桌上，我会主动找话题跟房东夫妇交谈，尽力营造好的气氛，他们也愿意跟我谈。除此以外，我们平时就很少碰面。我对房东特别客气，如果发生矛盾，基本上都是我妥协，毕竟住在人家家里，关系搞不好对我很不利。”王立衡笑着说。
朋友圈子
并非都是“富二代”
在采访中，不少受访的留学生都表示，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的文化，朋友圈子以华人为主，谈恋爱也基本上只找华人。
“很多华人同学初中、高中阶段就来澳大利亚留学了，可是毕竟和当地人的文化、兴趣都不一样，大家还是习惯跟华人相处，平时一起外出打工、吃饭。澳大利亚人喜欢去酒吧搞派对，但我很难喜欢这些。”陆文然说，他今年20岁，老家重庆，2009年7月高中毕业后去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
王立衡说，英国是个外国人众多的多元化国家，英国的老师和同学都早已习惯了留学生的到来，但中国留学生与英国同学的交往一般都不会太深。“首先是语言障碍，不管出国前雅思考得多好，出国后考试成绩有几个A+，都无法确保可以融入英国同学的圈子。即使英语很好，也可能交流不了。”王立衡认为。
王立衡提到的问题，也是诸多中国家长早早地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的原因，他们希望孩子能有尽量长的时间去融入当地的文化。王立衡认识几位十岁出头就被父母送去留学的孩子，他们就读于英国最高级的学校“公学”(譬如大名鼎鼎的伊顿公学)，这类贵族式的学校收费昂贵，但相应的教育水准也极高。几年下来，他们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不带任何中国口音，几乎完全融入了英国的文化。
近年来，关于中国“富二代”留学生在发达国家不务学业、游手好闲的报道从未断过，而据王立衡观察，这只是局部现象，并不能因此而“一棍子打死”整个留学生群体。她说，中国赴英留学生有不同的圈子：
第一类被称为“奢侈圈”，他们无心向学、生活紊乱，终日痴迷于名牌服饰、奔波于影院食店。这类留学生集中于伦敦等大都市，在王立衡所在的“无聊”的小城市，即便留学生们主观上有这方面的意愿，客观条件也不具备。她认为，“缺乏诱惑”的环境给她的学习创造了有利环境。
第二类是“学术圈”，这类人在低龄留学生群体中并不少见，因为有在英国考大学的压力，他们每天为学习而忙碌，成绩都还不错，作为努力的回报，考上的大学基本上也都不差。
第三类是“大神圈”，他们学习成绩好，英语特别溜，而且最爱跟英国同学一起搞课外活动，最终考取的都是牛津、剑桥等顶级名校。留学生们把他们视为偶像，戏称为“大神”。
留学日本
不打工是可耻的事
贾庆生早在1998年赴日本留学，目前是广州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启德教育”日本项目部的负责人。他在媒体上看到汪某刺母的新闻后感觉不可思议：“我无法想象，一个赴日留学生，供他留学的母亲月收入只有7000元，他却可以连续5年不打工。要知道，在很多留学生眼里，不打工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不打工，这个留学生也就缺失了一种社会教育。日本本国学生也都要出去打零工——日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
贾庆生表示，他认识的留学生中，90%以上都在打零工。按他估算，留学生即使打工不算太勤奋，一个月下来也能赚到10万日元(约合8000元人民币)，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留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压力。
贾庆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到日本后先上语言学校，每年花费12万~15万元人民币；上普通大学，每年花费15万~18万元人民币，如果要上早稻田大学这类私立名校，花费更多。如果留学生坚持课外打工的话，一年可赚八九万元人民币，能帮家里减轻不小的经济负担。”
但并非所有的留学生都会外出打工。王立衡说，在英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并不多，因为这势必会分散留学生相当部分的精力；对自费留学的同学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外出打工得不偿失。
2年前王立衡到英国时，约翰雷格中学的年学费是五千英镑，今年新入学的学生年学费将升至一万一千英镑，寄宿费、生活费都跟着涨。
那些课余打工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在中国餐厅接听外卖电话或送餐，工作时间比较长，得从下午五时一直忙到晚上十一、十二时。
对于留学生打工的问题，王立衡的父亲王晓华很有发言权，他是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的主任。2001年，40岁的王晓华为了拓宽视野，自费远赴英国留学。在那里，他遭遇了一件让他很生气的事情。
那段时期，中国留学生圈子里存在“假读书、真打工”的情况。在英国，劳动报酬必须通过银行转账，英国政府从2003年1月开始使出了“狠招”：下令所有银行对就读英国语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一律不开设账户——只针对中国留学生。由此一来，那些初到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便失去了应聘打工的机会。
这道带有歧视性的“禁卡令”给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带来了诸多麻烦，没有了银行账号，他们只能随身携带大笔现金，现金被盗情况时有发生。直到2年后，这道禁令才被取消。
学成归国后，王晓华向广东省政协递交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建议，他认为，全社会都应关心留学生、尤其是低龄留学生。中国政府应向日韩学习，通过使馆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和帮助，并出台规章，对这个群体加以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