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并批阅试卷。其中一道论述《儒林外史》叙事特征的题目，大多数学生举的例子是“范进中举”。这让陈平原很伤心，它意味着那些学生进北大后没有通读这部经典，只记得中学课本上从《儒林外史》中节选的《范进中举》。
学生们的回答是，作品太多，没时间读，只好读文学史。这独尊文学史的局面，让陈平原开始反思“‘文学’如何‘教育’”。如今，作为这种反思的结果，已经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陈平原推出新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近日，陈平原就执掌北大中文系3年来的得失、高校国际化及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等话题，接受本报专访。
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途之上
记者：新书中你谈到，作为大学教师，你必须为研究生开设各种新课，引领他们尽早进入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学术领域“左冲右突，四面开花，对训练学生或许不错，对自家著述则不无伤害”。自 2008年9月接任系主任以来，你是如何平衡行政与治学的？
陈平原：当教授和当系主任是不太一样。这3年中，我花很多时间做行政工作，除了应付日常事务，也努力为北大中文系描述一个奋斗愿景、制定若干相关制度，希望上了轨道以后，无论谁做系主任，都有章可循，不用费太多时间。
淡化系主任的个人作用，让教授们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并实现自我督促，这比找一个强势的领导更重要。我即便当系主任，也不要有太大的权力。
我现在手头有10多篇接近完工的未定稿，都需要进一步查找资料，现在没有整块的时间，只能放在那里。这不是我的生活理想，也不是好的学术状态。等卸任后，我会再集中精力做我自己的研究。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了北大中文系主任，有些话不太方便说，让我很苦恼。作为一个教授，我对教育部的决策、对北京大学的现状，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现在，有些话只能绕着弯子或换另一种方式说。过多考虑讲话的策略与效果，这不是我的风格。可当下中国，很多人把人情与学问混为一谈，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途之上。
中国大学问题很多，北大也一样，好多制度性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你可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你一旦想改动，哪怕只是搬动一张桌子，都会涉及各种人的现实利益。找到一条对大家都好、没有人受损害的改革之路，几乎不可能。
大学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单看正式发布的文告、查阅各种历史档案，不见得就能完整把握。那些口头交代，那些电话沟通，那些没有记录在案的对话，或许更关键。可这些“无字天书”，非我辈所能读到或读懂。大家都在自己的位子上，认真思考，真诚表述，这样，起码可以达成“同情之了解”。
当几年系主任，虽然忙碌，也有好处，那就是对大学运作以及院系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等我退休以后，或许写一本“中文教育之过去、现在与未来”，将北大中文系作为一个个案来讨论。
记者：去年百年系庆，北大中文系设立“胡适人文讲座”、“鲁迅人文讲座”，前几年你还在教员中张罗“博雅清谈”，诸多革新举措中，哪些比较有进展，哪些还处于艰难探索？
陈平原：我的任务是：第一，凝聚人心；第二，确定学术标准；第三，建立合情合理且便于执行的规章制度。
去年的百年系庆活动，当然是希望借此建立中文系的传统，传扬某种精神。那天的会场不设主席台，所有的人都在下面坐，轮到你发言，你上去，讲完下来。系友王汉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在下面坐着。
比起欧美及日本的大学来，中国大学的院系普遍规模大，事情杂，院系领导可支配的资源也多，很容易演变成大权独揽。“独断专行”的好处是效率高，但制度不健全，单靠院系领导的克己奉公或个人魅力，是难以持续的，弄不好会出大问题。理想的状态是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让教授们一进入这个团队，马上明白自己的职责、义务与权利。包括如何捍卫自己的权益，最大限度地争取到可以争取的“好处”。
清华百年校庆：“走向国际”并不等于“迈向一流”
记者：最近正值清华百年校庆，贵校和清华的关系在外界看来多少有些微妙。你2005年就曾撰文《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这次对邻校的百年校庆有何观感？
陈平原：这两个月，各种媒体都在谈清华百年，我多次被邀，但都谢绝了。不是对清华有意见，而是不愿意应景。最近写了则短文，人家要我谈清华如何国际化，我谈的是“走向国际”并不等于“迈向一流”。
在庆幸中国大学迅速崛起的同时，我担心过分认同欧美标准，大到办学的路径，小到独尊SCI或SSCI论文。记得上世纪40年代末，胡适当北大校长，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今天中国大学校长们的自信心和独立性，远不及蔡元培、梅贻琦、胡适、傅斯年那一代。
记者：也有学者撰文，认为当下的民国热有美化和简化那个年代的倾向。
陈平原：我当然明白，民国年间的政治与社会，包括那时的北大、清华，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再三提醒学生注意，谈论任何一个时代，不管是盛唐还是明末，是清华国学院还是“文革”中的北大，你都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以及历史的复杂性。但当一个学者选择晚清作为论述对象时，或者当你刻意表彰西南联大而不是中央大学时，背后是有问题意识的。同样一件事情，历史学家、文化人以及大众传媒，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论述策略。
整天在电视上露脸，不仅不加分，有时还因说错话扣分
记者：新作中有专章谈“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你怎么看这些年走红的《百家讲坛》？
陈平原：我没有研究过《百家讲坛》，只偶尔听过一两讲，不好妄评。电视作为一种媒介，本来就不同于报刊或图书。电视最便捷，也最能吸金，除非国家给补贴，养起来，像日本的NHK那样只谈社会责任，不管经济效益，否则，追求收视率，标准必定越降越低，制作费用也是越少越好。
只不过，中国这么大，本来应该有更好的面向大众、传播学术文化的平台。许多电视台开办过“读书”栏目，现在基本上都消失了。我喜欢看央视 10套的科教节目，还有专题纪录片，只可惜普及考古学知识越来越像挖宝故事。我明白电视人的难处，希望在制度上给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
学院中人容易对各种电视节目冷嘲热讽，而不太能体会整个文化生产机制的复杂性。对于《百家讲坛》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是认可的；虽然我不太喜欢，但我知道此中的艰难。记得上世纪90年代，北大与中央电视台合作过《中华文明之光》，袁行霈教授主持。为了制作这150集历史文化专题片，动用了很多北大教授，可效果不太理想。只是把课堂换一种方式，搬上荧屏，配上精美图片，远远不够。
当初《中华文明之光》在商业上不成功，今天《百家讲坛》在学院里受批评，二者之间，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折中方案。
记者：贵系某些教授热衷参与社会活动，还有的在专业以外大谈热点问题，语不惊人死不休。王瑶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批评“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和“二道贩子”，作为系主任你怎么看？
陈平原：喜欢谈论社会问题，或者经常上电视，你只能评说他们做得好不好，不能一概称为“二道贩子”。在电视上谈学问，属于文化普及，不可能具有原创性。这事情必须有人做，做得好，在社会上获得名声，那是应该的。只不过，这与大学里的学术评价，是两回事。起码在北大，晋升职称或学术表彰，都不会考虑你在社会上的名声。整天在电视上露脸，不仅不加分，有时还因为说错话，而被大大扣分。
北大师生历来有“铁肩担道义”的追求，不满足于书斋里的冥思苦想，既然鼓励教师介入社会改革进程，你就不能设置很多障碍，要求人家只能这么说，不能那么做。作为大学教授，我们的发言姿态跟新闻记者或政府官员是不一样的，必须更讲学理依据。具体到某学者写什么文章，在电视上如何表演，中文系主任是管不着的——也不应该管。(记者张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