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国家科技进步奖评价体系，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形成了‘癌变’。”
今年年初，科技部撤销了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2005年获得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例因学术造假被撤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随后，公众对国家科技奖励的质疑应声而起。
“李连生事件的被处理、被举报乃至被公开是偶然的。”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原副校长冯培恩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实际上这类学术不端行为不是个别的。因为不是个别现象，也考虑到社会稳定，一般知情者都不会举报，其中少数被举报和处理了的案例一般作为敏感事件不上媒体，减少负面影响。”
更多的科技界人士认为，现行的科技奖励制度是造成当下科技界浮躁之风的关键因素之一。
早在李连生事件发生之前，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曾就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改革问题递交过议案提案。
然而，改革并非易事。
“生计”
现就职于某科研院所的高毅(化名)，梦想“纯洁”得近乎简单——当一个科学家，真正解决几个科技问题，并自诩视名利如浮云。
当他被一个科研项目的申请条件拦在门外时，才发现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只有教授可以申请。彼时，高毅只是副教授。由于要申请的项目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至关重要，也是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于是高毅开始仔细研究如何才能晋升教授。他发现，要想成为教授，他还缺一个级别较高的科技奖励。
做研究生的时候，高毅对科技奖励有所了解，此时，他才发现，这个奖离自己如此之近，如此不可或缺，于是他不得不投身到国家科技奖的报奖“事业”中去。
已经顺利获奖并成为教授的高毅，如果还要晋升，下一个目标只能是“院士”，而要成为院士，科技奖励又成为必须考虑的要素。这些，都是高毅最初立志要做科学家时万万没有想到的。
高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科技奖励想摆脱都不容易，“因为它与你的职称挂钩，职称又和你能承担的项目挂钩，有时甚至与房子挂钩。”
“并没有明文规定过要取得什么职称必须要拿哪个等级的科技奖励，但是，往往职称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这样，在进行细致比较的时候，拿过科技奖励就很占优势。”高毅举例说，“比如有的单位，想评副教授的可能有将近100人，有70～80人符合基本条件，但是最后只有20来个人能评上。这70～80人，其他方面打分都差不多，科技奖励这一项就能拉开好几分。”
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为年轻人抱不平：“大多数年轻人必须要通过报奖。不走这条路就断了生计。他的创新性很快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扼杀了。”他甚至称这种现象是“逼良为娼”。
冯培恩对本刊记者说，科技奖励是考核科技从业人员业绩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很多企事业单位领导，乃至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领导政绩的重要标志之一，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挂钩。
比如，院士数量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科技实力比较的重要指标，也是地方之间科技实力比较的重要指标。于是，院士数量成了单位和地区的政绩。对单位领导和地方官员而言，政绩就是饭碗。而得国家奖的等级和数量是评选院士的重要指标，获得国家奖是一心奔院士者必须攀登的阶梯。
冯培恩进一步举例说，大学与大学之间相比，获得国家级奖项的等级和数量、高级别论文的数量、院士的数量都是重要的考核指标。一所大学如果当年的得奖情况、论文发表情况、院士增加情况与同类同等级学校相比明显少了，那这个大学校长的日子会不好过，上对主管部门、下对广大师生都难以交代，甚至会受到质疑。科研人员本人也会因为奖励、论文之类数量和级别的欠缺而得不到职称晋升，甚至被分流。
一位高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科技奖励对高科技企业也非常重要，企业的项目如果能够获得国家科技奖励，有两个好处：第一，奖金可以冲抵部分项目研发经费；第二，获得的荣誉有利于日后宣传推广。他透露，“一些企业就专门雇人在北京整天搞报奖的事情。他们特别精通什么奖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申报。”
“公关”
当高毅着手将已经完成的一个项目进行报奖的时候，他从同事那里得知，能不能评上奖并不完全取决于科研成果本身的水平——还需要一些公关。
“送红包倒不至于”，高毅说，“因为我们的成果本身的水平是不错的。但是，与评奖专家的沟通是必要的。”
国家科技奖励评奖有严格的评审程序，还有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评审，但是这难不倒高毅。他说：“说实话，一个细分领域里面的顶级专家也就那么几个，在这个领域里面做事情，平常大家都或多或少有联系，要联系到这些人并不困难。”
报奖之前，高毅和课题组的成员一起，拜访了自己研究领域内的相关专家。
回头想想，高毅并不反对这样的“公关”：“其实就是和对方沟通一下，让他了解你所做的工作，这没有什么不对的。”
有的“公关”有时确实非常“自然”。一位专家向本刊记者反问：“你的一个朋友要来看你，给你带了点茶叶。他的项目确实参评，你说这叫什么？”
但是，在申报一个省级科技奖励的时候，高毅明显感觉到了不公平：“当时我们的这个项目明显比另外一个项目水平高，评下来我们的名次却反而低。后来，名次比我们高的那个项目组的人向我们透露，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事先进行‘公关’。”
尹卓是多届全军科技奖评审专家，现在他却坚持“既不评奖，也不报奖”。他说：“要报奖，要到人家那儿，一个一个汇报，再给人家送信封，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没那个脸。”
为了能够评上奖，有的参评者不惜使出浑身解数。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文采曾向媒体透露，在申报科技奖项时，“打包”申报的不在少数。譬如刚刚被撤销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李连生，就曾经把2005年申报过的项目和别的成果一起打包申报了2007年的科技进步奖。
本刊记者了解到，热衷报奖的情况因单位而异。一位不愿具名的做基础研究的教授说，在他们的研究所里，大家并不热衷于报科技奖励，因为科技奖励并不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挂钩，他们的职称评定也有一些标准，比如：工作年限、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等级、答辩委员会的意见，等等。他告诉本刊记者，据他了解，一般来讲，做基础研究的院所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偏应用和工程的研究机构和部队的研究机构更加重视科技奖励。
这位教授曾经参与过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向军队的研究人员了解过他们对科技奖励的看法，得知军队的许多待遇都与奖励挂钩，所以大家的重视程度要强很多。
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科技委前副主任、现任顾问朱大保告诉本刊记者，很多人在参与项目研究的时候就在考虑报奖的因素，因为项目获奖前景如何，是可以大致“预测”的，一般来讲，由学科带头人牵头的、经费多的，获奖的几率就比较高。
“我参加科研的时候，就有人是这么想的。这已经成为一个风气了。”他说。
“癌变”
尹卓说他感到痛心的是，“科技奖励过于量化和物化，整个科技进步奖的评价体系，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形成了‘癌变’。如果再不处理，我们下一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一定会被这个东西给扼杀，影响非常之深远。”
他说，这条利益链的逻辑是：刚刚从事科研工作的年轻人，他如果不搞“跑部钱进”，就拿不到项目，不拿项目就报不了奖，报不了奖就不可能积累自己晋升的资本；另外，如果不找钱，就没钱去投稿、去搞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简写，译成“科学引文索引”)论文，今后也不可能晋升。
于是，报奖和出SCI论文，就倒逼科研人员想尽办法去跑项目。这些项目又集中掌握在行政机关的人员手中。“审批权就成了一个利益交换机制，你要拿项目，要有反馈(即回扣)，有的项目比如要有1/4、1/3返还给人家，因为人家给你批了这个项目啊，这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尹卓补充说，“我遇到太多这样的事情：拿了七七八八的发票，连买衣服的发票都拿来了(让你报销)。你如果不这么做，那下次就拿不到项目。”
冯培恩告诉本刊记者：“评审专家也难以回绝申请人的‘招呼’，因为下一次发生角色颠倒或转换的概率不小，还是善善相报为上。”
尹卓认为，异化最严重的是科技进步奖：“一般来说，所有项目都要经过行政部门批准，科学家的评论是个参考，立不上项就评不上奖，假如有100个项目，有十几个能进入评奖序列，谁说了算？不是科学家，而是行政部门。评奖的鉴定会是立项的职能部门的人来主持，在会上对成果鉴定的时候，你的评语，比如世界领先、国内领先、填补国内空白，这些评价语言都要他认可。有的单位成果办就那么几个人，互相之间，你管几个奖，我管几个奖，搞利益交换。”
他说，最可怕的后果是：“年轻人学坏比年长的人还快，这样他以后当了教授，他带出的学生也是这样，这就是‘癌变’。”
从2008年开始，尹卓每年都跟随全国政协的调研组去基层调研。2008年是调研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情况，当时调查组发现一个重大问题：产学研之所以形不成一个体系，就是因为产学研不在同一个评价机制内，产学研努力的方向不一致。
尹卓说：“比如，科研院所的成绩是要拿科技进步奖、拿论文来衡量，不是拿产品的产业化、商品化和经济价值来衡量；大学里面讲的是副教授、教授等职务上的晋升，比如，为学校争取的经费多了，是副教授晋升教授的重要砝码，另外还看SCI数量等，都是些量化的东西；只有企业，它是想做成产品，它想变成市场化的东西。但是因为大家同床异梦，科研院所、大学、企业大家很难想到一块儿去。产学研始终是三张皮，大家不可能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其实，对应用研究来说，成功还是失败，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市场。”
程序
多位受访者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现行的评奖体系存在人为操纵的空间。
已晋升为教授的高毅，近几年也做过几次省级科技奖励的评委，极个别评奖的公正性让他不敢恭维。
评奖一般都因学科的不同而分成许多评审组，每个评审组都有组长，高毅向本刊记者透露：“有的评奖，是以组为单位出评奖意见的，这个时候一些评委的发言就往往有一定的引导性，就会直接给参评项目以评价，最后的结果就会使一些较好项目难以在同一标准上遴选了。”
朱大保曾经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并在此前担任过该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副主任兼植物微生物学科主任。1987年至1994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奖有关评奖的日常工作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在此期间，朱大保参与过两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审，对评审程序有所了解。
朱大保告诉本刊记者，评审程序当中大有学问。评奖有几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推荐、分组、选专家、初审。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科学技术奖候选人由下列单位和个人推荐：(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二)国务院有关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三)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四)经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的符合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规定的资格条件的其他单位和科学技术专家。
“前三条讲的有推荐资格的都是单位，而单位之间为了业绩竞争有时会作出不实的申报，这就是个弊端。”朱大保指出。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规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每人每年度可推荐1名(项)所熟悉专业的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每年度可3人以上共同推荐1名(项)所熟悉专业的国家科学技术奖。推荐单位推荐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的，应当在推荐前征得5名以上熟悉该项目的院士的同意。
朱大保认为，多人推荐也有问题，就是出了问题不好认定责任，单人实名推荐是更加科学的方法，“因为他会珍惜自己的名誉”。
分组也大有名堂。朱大保举例说，“比如，一个项目既可以分到A学科组也可以分到B学科组，有可能分到A组就没戏，分到B组就能评上，因为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水平有差别。”
还有选专家，朱大保进一步讲道：“专家由管理人员来请，我请这五个也行，那五个也行，这五个你就上去了，那五个他就上去了，管理人员心里都有数。选专家的权力非常之大，哪个专家手紧、手松，哪个能理解我的意志，评上之后我有什么好处，心里都非常清楚。选专家，谁来选？怎么定？选完以后，这个专家工作效果怎么样？怎么反馈这个意见给选专家的人？谁来看这些意见？怎么把它运用到实际的操作中去？这程序上都应该有规定。”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原院长邵国培在今春全国两会期间递交的提案《减少科技奖励数量，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净化科研学术风气》中指出，“我们的科研项目鉴定也不规范，鉴定委员会是自己请，常常是只请朋友，不请对手，互相捧场，高抬贵手，很少见到不过关的鉴定会。”
还有初审。“初审以后大局差不多就定了。现在好多用网络随机遴选专家，这样可以保证受人为干涉少，但是却带来另外一个弊端，那就是选专家未必能选准，因为每个学科都有好多细分的领域，每个专家的研究方向大都有差异，怎么能保证随机选到的专家恰好对参评项目所属领域非常在行呢？”朱大保指出。
邵国培在提案中说：“我国的科技评奖每年在短短的几天内，把各行各业专家组织在一起，对各学科门类的几十上百个项目进行评审，每个专家不是全才，一天审几十个项目，很多都不属于自己的专业，怎么可以评得准、评得好呢？”
朱大保说：“评奖的程序正义非常重要，比结果公正还重要，但程序往往被忽略。程序是必须有制约，制约权力，使其能够公正。”
“病根”
但是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志新看来，即使程序再严格，也难以保证评奖的效果：“这就像给你一个错误的命题，永远得不到正确的答案。”
王志新认为，现行的科技奖励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应该靠市场和竞争来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而不是靠政府奖励。
在朱大保看来，科技不是不需要激励，而是不需要政府激励。中国现在没有肯定科学家的办法，所以只好用不是办法的办法，但这明显是吃力、花钱还不讨好的事，“国家关于奖励的条例，隔几年就修订一次，有没有考虑过，它从根儿上就不对？”
“从这里边也看到，我们各种资源过于国家化，评价体制从上到下打上了国家的烙印，强制执行，得到组织部门认可，这个推行起来无孔不入。”尹卓举例说，比如说报科技进步奖，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在科技部门立项的单子里，都必须是批准的项目。再重大的项目，再好的项目，没有进入立项的体系，也不能报科技进步奖。
“这种资源的集中，完全在国家，而发明创造是要自由思考、思索的，因为科技的东西不是由人为的立项能够圈得住的，往往科学的发明，都是在瞬间的，人的智力与环境、经历的结合和感悟，这要求有创造性的、想象的空间，而目前这种立项体系，就把它完全圈在你所划定的范围内，还必须是指定的科研项目，科技部和财政部都得审，他们认为符合他们的要求才能立上项。(这样的)科研行为就是短期行为，投了资立马就要求回报。”
“创造性思维进不了指南和范围，就是另类。”尹卓说，“这就是扼杀创新。项目一般都是一两年必须完成任务，完不成有惩罚措施。一方面允许失败，一方面体制上没有给失败留出路。基本的导向就是功利。像陈景润这样研究1+1的人，你以后可能很难见到了，因为他可能用很多年的时间才出一两篇论文。”
在尹卓看来，现在科技投入越来越多，但很多钱都没有用到地方。“专利也是一大害”，他说，“因为很多专利都是没有效益的。现在科技部分配项目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你给我出5个专利。你怎么知道一定能出专利呢？还没给钱就下这样的死指标，如果不搞垃圾专利，他有什么出路啊？你可以不搞，但下次就没项目了。因为这些人要靠这个搞政绩——这个项目我们给对了，科研能力如何如何强了。这和官员的政绩观是成一个体系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