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不端问题不能全推给体制

　　5月30日上午，历时4天的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中国科协第八届主席韩启德受访时表示，中国科协“十二五”期间将加强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推动科研诚信立法，并建立学术不端行为独立调查机制。

　　口诛笔伐之下，学术不端行为仍难言被遏制。当学术不端从普通教师发展到院士、长江学者身上的时候，当学术失范从小人物演变到重点大学校长身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将为学术界的堕落和沉沦支付沉重的信任下降的代价。而这也告诉我们，与学术不端作斗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短期的事情，而是如韩启德主席所言，“是一个长期过程”。

　　对此，韩启德主席开出药方：“科学体制机制如不进一步改革，评价技术不改革，管理机制不进行改革，包括科研资源分配的机制不进行改革，那么学术不端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但笔者认为，遏制学术不端行为，除制度机制变革外，还需更多努力。

　　如此理解并非针对韩启德主席，而是针对当下学界的潜意识——把问题完全推给体制。而在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过程中，有两种倾向值得商榷。

　　把问题归结为体制几乎是当下所有中国人的“惯例”。每每不端行为被揭发，不端者总将体制问题当作“挡箭牌”。似乎一拿体制说事，犯下不端的事实就与我们这些生活在现实中的个体无关。笔者以为，学术不端问题与体制有关，但决不能完全归于体制。尽管我们人人诟病学风问题，但是就是在同样的体制下，有些学者不是同样遵守了学术伦理规范，而另外一些学者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吗？

　　另一个倾向，迷恋技术在治理学术不端中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让学术不端行为更加难以遏止。例如，现在几乎所有高校和学术刊物都开始采用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似乎一采用就万事大吉了。而实际上，经过简单的润色、修饰甚至句式的变换就可以欺骗过“技术”。这让抄袭行为更富“技巧”性，也助长了不端者的侥幸心理。

　　实际上，笔者认为，治理学术不端需要强化学术共同体的良知与道义维度。在某种程度上，比犯下不端行为更值得警惕的，是对学术不端的无意识认同心理或者无所谓态度，诸如“其他人比我更糟糕”之类的辩护词。因此，治理学术不端，不仅需要“技术围堵”，需要制度环境，更需要良知与道义的重塑。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