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在深圳市麒麟山庄召开首次理事会,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会上首次向理事会成员报告了南科大的办学思路和发展规划。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出席南科大首届理事会的20名成员中,一半是政府官员,另一半是大学校长和企业家。
南科大的办学理想,是教授治学、学术自治。然而,就像南科大在办学路上遭遇到的阻滞和质疑,这份理事会成员名单突显出,在一个政府掌控核心资源,“以吏为师”的传统思想浓郁的社会,一个高度行政化的体制内,去行政化有多难。大学去行政化最关键的一步,是“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一个大学的理事会中,政府官员占了大半,这意味着政府影响力的渗透,这种情况下,何谈教授治学、学术自治?
如今,在大学的校友介绍中,在各种校庆活动、同学聚会中,显示学校育人成就的最重要指标,就是校友官做到了多大,企业家多有钱。大学的取向如此,也难怪南科大将市长列为理事长,而众多官员被列入理事名单。我们应该理解南科大在理事长、理事会中作出的这种安排。官员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掌控着社会最核心的资源。一个高校,即便是抱有强烈理想主义的南科大,从办学的资金,到学科建设,再到招考招生等等,都必须依赖政府,且无时无刻不受到政府的牵制。计划经济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遗产就是整个社会的行政化,在此大环境中去行政化,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罢了。
在中国,若要问谁懂得最多,不是教授,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富五车的学术大师,而是官员,“学术是非他要指示,文艺的优劣他要评断,建筑设计他要审定,科研成果他要评判”。
中国的官场又是一个科层等级非常森严的场所,是省部级,还是厅局级,位置要摆得清清楚楚,半点马虎不得。高校要去行政化,首先去的无疑是校长的级别,去掉985、211、全国重点、省重点等等这些由政府赦封的称号和座次。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大政府、小社会”造就了政府强大的影响力,而要消除这种影响,真正守望象牙塔这方净土,做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简直难于上青天。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研究中发现,市场经济这种扩展秩序曾被一些未知的因素所牵制,致使它无法扩张并占据整个社会,就像被困在一种与世隔绝的 “钟罩”之内。
而现在,南科大的“教授治学、学术自治”的理想主义情绪,那种“去行政化”的梦想和努力,也被某种因素和机制所阻断和隔膜,处在了一种“布罗代尔钟罩”之下——到处都是难以跨越的阻碍,到处都是难以突破的栅栏。在这个“布罗代尔钟罩”之下,中国的教育制度的变迁注定只能呈现出一种“内卷式”的发展——只有内在的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而始终没有“革命”式的变迁,也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螺旋式演进和上升。(江西 彭兴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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